孩子每隔半年被福利院送来一次探视。

    隔着玻璃，看着他一点点长大，我的心像被刀剐一样。

    他第一次喊“妈妈”的时候，狱警悄悄递了我一张纸巾。

    我没哭，只是低着头，不让他看到我眼睛里的绝望。

    表现良好，两年十个月的时候我被减刑释放。

    出狱的那天是春天，风特别大，我穿着多年前的一件旧外套，走出铁门，像个从时间里逃出来的人。

    没人来接我。

    我一个人坐在长途车上，一路摇回城市，去福利机构接孩子。

    他比我想象的更瘦小，却异常乖巧，懂事得让人心疼。

    他牵着我衣角问：“妈妈，我们现在去哪？”

    我蹲下来，握住他的小手：“我们去生活。”

    89我回到了夜场，不是因为我想，而是因为我别无选择。

    没人愿意给一个有案底、带着孩子的女人工作，更没人会相信我曾经考过大学。

    我从最底层重新做起。

    陪酒、擦桌、替醉汉收拾烂摊子。

    有人调戏我，我忍；有人骂我，我笑。

    只有在孩子熟睡时，我会偷偷摸摸去厕所，用冷水洗脸，不让自己崩溃。

    夜深人静时，我常常想：是不是这辈子，我就只能在黑暗里活着了？

    但每次看到小阳睡梦里轻轻皱眉、说“妈妈别走”，我就知道——我不能倒下。

    不是为了希望，而是为了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