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兰察觉到邓名似乎不想以朝廷自居，他略一思考，马上改口道：“院会。”
“院会？”邓名琢磨了一下，满意地点点头：“这个词不错，我很喜欢。”
此时蒙正发和朱之瑜还没有到，邓名问熊兰道：“古人云：国虽大，好战必亡。熊行长怎么看这句话？”
“那指的是昏君好大喜功。如果都像提督这样，只打利国利民之战，以战养战；每次战争前都认真思考如何让同秀才们获益，那只有愈战愈强啊。”熊兰不假思索地答道。
“哈哈，”邓名仰天大笑数声，拍了拍熊兰的肩膀：“熊老弟之言，我非常赞成，非常赞成啊。将来等银行上了正轨，你也去做个知府吧。”
第48节融洽（上）
邓名对银行很重视，但他既不懂现代金融，还知道自己在做的事情具有很大的危险性，无论是发行纸币还是贷款都风险很大。所以邓名把银行管得很死，不久前还直接下令给熊兰的银行，规定他们必须定期派人到接受四川银行（央行）的商业银行去查账，每笔贷款都必须有抵押物，而且放贷的金额不得超过抵押物的七成——至于给军人的那些优惠贷款，同样需要抵押物，不过这个抵押就是官府的担保。
因此熊兰感到自己束手缚脚的，权利不大但是责任很大，无论是印刷纸币、物价起落还是发放贷款给商业银行并监督他们的工作，熊兰都是第一责任人，那句“曹操的粮官”也是他挥之不去的梦魇。
听到邓名的保证后，熊兰喜不自禁地连忙道谢，出任行长以来，熊兰也算是川西集团的中央高官，人脉积蓄了不少，对理财也有了不少经验。如果能够外放去做一任知府，熊兰觉得自己的资历就更完美了。这种职务目前都掌握在夔东军头的子侄手里，而熊兰毫无出身，拿到一个知府就表明他正式进入邓名的原从集团，起码说明他在邓名心目的地位和当初的东川卫队成员差不太多了。再说现在川西的知府权利很大——从表面上看，邓名把税收、司法都从知府衙门剥离出去了，似乎导致知府衙门权利萎缩，但实际上则不然。与那些权不下乡的传统官府相比，川西的知府衙门直接管到每一个亭，传统土豪、缙绅的权利空间尽数被川西的官府并吞，现在刘晋戈、袁象能够直接动员的财力、物力都是传统官员难以想象的。
在邓名和熊兰闲聊的时候，蒙正发和朱之瑜也来到了城楼上，邓名一面继续观望着城内的动静，一面请两位士人到他身边闲聊。琢磨了一下，邓名又让卫士去把其他成都的官员也都请上来，刚才他在城楼上讲话，众人就在下面等待，后来见邓名没有传令，他们也就没有擅自上来。
看着城内沸腾的人群，蒙正发和朱之瑜苦苦回忆他们以往的见闻、的看过的书籍，除了彻底没有见识、抱负的土寇，他们实在想不起类似的先例来。各地都有土寇，到别的村子周围绑票勒索，拿到赎金土寇们倒是会公然分赃，绑票屡屡得手后往往还会聚集在一起大吃一顿。但只要稍微上点档次，有点追求的盗贼就不会停留在这个阶段了。
可能也就是《水浒》里梁山伯的山大王们干得出这种事来，不过那也是一群山贼，虽然打着替天行道但是还吃人肉哪；现在窃据北京的建州强盗集团，都知道要给自己竖起一个天命、替崇祯报仇的牌子来；哪怕是更早先的东北巨寇努尔哈赤，抢劫辽东的市集前都会扯个“七大恨”出来，表示他不是去抢劫而是去讨还公道的。
因此看着满面春分的邓名，朱之瑜有些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也实在无法把眼前这位名震天下的青年统帅同同乡下的土寇联系起来。行礼过后，朱之瑜仍是犹豫不决，他有心劝诫一番，但首次见面就说不好听的话有些唐突，而且朱之瑜也拿捏不好这个言语的轻重程度。
正在朱之瑜脑筋急转，想着该如何暗示邓名这种行为和他尊贵的身份，赫赫的声名不符时，蒙正发已经抢先开口了：“国公与民同乐，与士卒同甘共苦，学生钦佩不已。”
“蒙先生过奖了。”邓名觉得自己的办法不错，就是不知道这落入士大夫眼中后会给对方什么样的观感，刚才他察言观色，见朱之瑜脸上表情变换，心里顿时也紧张起来——最初邓名并不知道朱之瑜为何许人也，但后来得知朱先生号舜水后，邓名顿时生出一片敬仰之情：他并不知道陈佐才，穿越前甚至连文安之也不晓得，但朱舜水的鼎鼎大名还是如雷贯耳。
因此邓名也颇希望能给这些明末大儒留下些好印象，朱之瑜越是不说话，邓名的心就提得越高，但蒙正发此言一出，顿时让他暗暗长出了一口大气，轻松地微笑起来。蒙正发的名气此时也尚可，但邓名同样不知道，以前任堂好像说过此人的坏话，但既然他是朱之瑜的朋友，邓名觉得他的看法应该和朱之瑜差不多。
“今天这些布置，都是为了让众人知道我军确实在缅甸取胜，而且也是为了让大家都能分享到王师获胜的好处。”邓名当然不好意思说他采用这个办法是因为这样比较省钱，而且还能有轰动效应，就为他迹近土寇的行为（当然他自己不知道）涂脂抹粉：“正如蒙先生所说，这就是为了鼓舞士气，团结人心，不知道其中有没有什么不妥之处，还请两位先生不吝赐教。”
朱之瑜暗暗观察到现在，觉得邓名的态度似乎相当诚恳，看向自己的眼神中也颇有讨教的热切之色，听到邓名语气真挚地寻求建议时，他清了清喉咙，就打算委婉地说上两句，最起码也要让邓名懂得，这么**裸不丝毫掩饰自己强盗行为的做法是极不可取的，会成为千秋万世的笑柄。
“国公大才，深知为了驱逐鞑虏，必须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蒙正发再次抢在朱之瑜之前，大声表达了他的看法：“手段更是返璞归真，大巧不工……”
熊兰听到这里忍不住打量了蒙正发一眼，心里冒出一个念头：“难道这是个劲敌？”蒙正发只是一个书生，没有三次献万县、理财等诸多功绩，能让熊兰冒出这样荒谬的念头，虽然只是一瞬也很了不起了。
任堂等几个军方的官员都没有被招去城门口，邓名觉得没有必要全部的文武官员都挤在自己身边，而他们几个也没有在第一时间赶来凑热闹，而是呆在城内，若是有什么突发事件发生，他们也能立刻召集驻防成都的常备军。
一直等到刘晋戈从热闹的春熙路返回知府衙门后，任堂、穆谭才得以把卸下责任，赶去城门口见邓名，他们二人也有好久没有看到邓名了。
这两个人登上城楼的时候，看到刘曜、杨有才等一大群人都围在邓名身边，但和邓名言谈甚欢的却是那个蒙正发——刘晋戈、周开荒公开支持巩焴，但任堂、穆谭都对蒙正发和朱之瑜更有好感，对烧神主牌的巩焴更是心有成见，看到邓名和蒙正发如此谈得来，任堂也发自内心地感到高兴。
见到任堂后，邓名也笑着打了个招呼。
“国公说什么呢？说得这么高兴？”任堂微笑着走上前去，他估计多半是和文教有关，因为刘曜和杨有才脸上都看得出满是迷惑，显然听不太懂二人的话题，而熊兰和周开荒也是眉毛微皱，大概一样完全插不上嘴。
好不容易来了几个士人，任堂觉得算是来了志同道合的人了，他虽然是军人但却不是大老粗，既然邓名和蒙正发正在谈论风雅的话题，那他绝对可以掺和一下——虽然任堂向邓名打过小报告，但他和蒙正发之间的矛盾终究还是士人之间的矛盾，他们说到底也是同一阵营的。
“很有意思的话题……”邓名微笑着答道。
这是任堂突然注意到朱之瑜正侧头看着城楼，好像在很认真地观察成都的城防工事，人也躲得离邓名和蒙正发远远的，这让任堂顿时心生疑惑：“初次见面，朱先生怎么不和提督攀谈，却去看什么城楼？这城楼什么时候看不可以？”
这时邓名已经转回头去，笑吟吟地问蒙正发道：“刚才蒙先生说，《金瓶梅》是谁写的来着？”
“必定是王世贞无疑。”虽然是二月，但蒙正发和朱之瑜手里都有一把文士的折扇，现在蒙正发右手持着扇，向左掌轻轻拍击了一下：“我敢断言，兰陵笑笑生必是王世贞的化名。”
“啥？”任堂惊叫一声。
“国公观敌料阵，一望就能把对方的主帅猜个**不离十吧？”蒙正发一边轻摆折扇，一边从容说道：“对我们来说，这读书也是一样，一看遣词造句，情景描绘，这到底是谁的化名也就昭然若揭了……”
蒙正发博引旁征，不时地把其中的段落拿出来，和王世贞的其他作品中的比喻、描述相比较：“国公请看，这些是不是似极？”
“果然似极，蒙先生果然博学多闻。”邓名现在对蒙正发是发自内心地佩服出来，王化贞的文章那是信手拈来，回忆起来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国公过奖，王公乃先贤名儒，他的文章学生小时候那是反复背诵的。”蒙正发不但博学，而且还很谦虚，邓名对他的印象是越来越好了。
这些论证让邓名听得是津津有味，只可惜刘曜、周开荒、熊兰他们都是武人，完全听不懂邓名和蒙正发他们在讨论什么，而刚才朱之瑜也告了声罪，说是自打来了成都后还没有好好看过城楼，说完就急匆匆地往城楼那边去了。
现在任堂来了，邓名觉得很好，可以让讨论变得更加热烈而不至于让蒙正发一个人演独角戏——在这个问题上，邓名虽然能听懂，但完全没有讨论的资格。
邓名回头想询问任堂的意见，但却扑了个空，失去了任中校的身影，他左顾右盼了一圈，才在远处发现了目标：“嘿，任兄弟，你怎么也去看城楼了？你又不是没见过。”
第48节融洽（下）
正在邓名和蒙正发相见恨晚的时候，一个知府衙门的人急匆匆地跑上城楼，向邓名报告道：“惠老先生今天早晨过世了。”
原来，刚才刘晋戈回到知府衙门后怀了一肚子气，心里一直在埋怨惠世扬和巩焴不露面，也不来给自己帮忙。但这两个人的资历都比刘晋戈高得太多了，就是父亲刘体纯见到他俩也得毕恭毕敬的，所以刘晋戈虽然生气但却没有派人去问原因。
没有让刘晋戈等多久，巩焴的一个随从就赶来知府衙门，将惠世扬的噩耗通知了成都知府。闻讯后刘晋戈急忙赶去惠世扬的住地，同时让一个手下去城楼上报告邓名。
刘晋戈来到惠世扬住的地方，见到了心情沉痛的巩焴。
“昨天老平章练习了一夜的礼节，非常劳累，今天早上在众人劝说下才稍微休息了一会儿。”惠世扬的随从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详细汇报给刘晋戈：“那时老平章已经穿戴得整整齐齐了，他不肯换衣服，只是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后来时候差不多了，尚书到屋里去看，看见老平章一手扶着额头，正睡得香甜，也不忍叫醒他。一直等到实在不能再等了，想去把老平章喊起来，结果发现老平章已经仙去了。”
据这个随从说，惠世扬走得很安详，脸上还含着笑。发现惠世扬已经没救了，巩焴没有按计划去迎接邓名，而是料理起惠世扬的后事。刘晋戈轻手轻脚地走到堂前，看到摆着一具崭新的棺材，惠世扬已经躺在里面，屋内屋外也都收拾妥当。
“刚才尚书可是让保国公好等。”刘晋戈轻叹一声，他知道这实在属于天有不测风云，可还是有些遗憾，觉得巩焴完全可以把这些事交给下面的人去做，不用一直亲自呆在这里。
虽然刘晋戈说话的声音轻微，可是巩焴却一下子抬起头，花白的胡须也抖动起来，厉声质问道：“你可是怪老夫没有把老平章一个人丢在这里，去城门前主持欢迎之礼？”
“尚书息怒，晚辈岂敢？”刘晋戈当然就是这个意思，但看见巩焴勃然大怒，连忙谢罪。
“老平章以百岁之身，跟着我南来四川，想助诸君一臂之力。现在他客死他乡，要是他尸骨未寒的时候老夫就舍他而去，只顾趋炎附势，那还算是个人吗？”巩焴越说越生气，声音洪亮得就好像有一口大钟在屋子里隆隆作响：“老平章此番是来辅佐邓名的，他若是稍有人心，也应该前来吊唁。”
“尚书说得是。”刘晋戈连连点头。
……
听说惠世扬去世，巩焴忙于料理后事所以不能参加庆祝活动后，邓名心中微感诧异。他对巩焴这个人没有丝毫了解，就连他在什么时候投奔闯营都不知道。听说这个人身受崇祯的大恩，但李自成攻破了北京，他就毫不犹豫地投降了闯王，而且还烧掉了明朝历代皇帝的神主牌，能把事情做得那么绝，看起来也是个趋炎附势之徒。
不过巩焴坚决抵抗满清，一直坚持到现在，邓名就算对这个人心存鄙视也不会显露出来。何况巩焴和夔东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就算是为了夔东军的面子也要客客气气地对待巩焴。最关键的是，邓名并不是明朝宗室，巩焴别说烧了明朝的太庙，就是把明朝历代天子的坟墓都刨了，在邓名看来也不过就是破坏文物的恶行罢了。
在听到噩耗的第一时间，邓名就不假思索地对左右说道：“惠老先生不远千里来成都指点我，可叹没能见到，我这就去他的灵前哀悼，致上哀思。”
朱之瑜刚才一直躲在一边，离邓名和蒙正发远远的，听到周围的人纷纷议论惠世扬突然离世，朱之瑜先是一愣，随后就走了过去。之前蒙正发和朱之瑜打算狠狠攻击惠世扬和巩焴的品行一番，现在听到邓名居然想去哀悼，朱之瑜就想出言阻止：明宗室的子弟如果接见投闯的叛贼，或许还可以理解，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清势力来解释；但去给这样的人致哀是极为不妥的，等于肯定了他生前的所作所为——这种辜负君恩的叛贼比闯贼都要可恶。
但在朱之瑜走过去的时候，熊兰已经第一个发言支持邓名的决定。根据熊兰所知，邓名对死去的人总是表现出相当的尊重。即使是明军的敌人，在死后也能得到入土安葬，熊兰更没有听说过邓名有掘墓、鞭尸之类的行为。
而当朱之瑜走到邓名旁边，还没来得及开口时，蒙正发又一次抢在老朋友之前，代表两个人发言：“国公此言极是，惠老先生以百岁高龄仍然矢志抗虏，单凭着这一点，无论过去有什么不妥也都不该和他计较了。”
蒙正发的话把朱之瑜的劝谏一下子堵了回去。今天蒙正发带给朱之瑜的“惊喜”很多，每次都让朱之瑜错愕不已。就在今天早上，蒙正发还大谈惠世扬如何投闯、降清，数落他的劣迹，声称要和朱之瑜一起在邓名面前直斥其非，让惠世扬和巩焴在众人面前下不来台，哪怕是他们跪下磕头请罪，也要痛打落水狗到底。
而现在蒙正发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弄得朱之瑜缓不过神来，不过更让朱之瑜惊愕的言论还在后面。
“虽然惠老先生和我、和朱仁兄的政见相左，但我们对惠老先生的学识都是极为钦佩的。”蒙正发通过和几个人交谈，已经基本搞清了今天在城外发生的一些事，刘晋戈准备好的仪式泡汤了，那个始终站在邓名傍边的熊兰主持了所有的庆祝活动。熊行长每一句话都说到点子上，绝对是个深藏不露的家伙，把邓名的心思揣摩得**不离十。所以在听到熊兰的话后，蒙正发当机立断要快步跟上，大唱了一通他的座右铭就是不“因言废人”，出于对惠世扬老先生的崇敬，蒙正发当然要去哀悼。
蒙正发又飞快地指了一下朱之瑜：“朱仁兄也是要一起去的。”
朱之瑜一鼓嘴，就要说他不会去给这种老叛贼送行，而且一看见巩焴那副模样就气不打一处来。但未等朱之瑜说出口，蒙正发就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再次大声对邓名说道：“不知我们兄弟二人和国公一起去好不好？”
“既然去就一同去好了。”邓名现在对蒙正发的印象十分良好，显然这个人非常识大体。朱舜水的名字在邓名心目中的分量很重，但好像心胸气量都没法和这位蒙正发相比，以前任堂居然还在背后说过蒙正发的坏话——果然道听途说不能完全相信。
从交谈中邓名也感觉得出来，显然蒙正发的骨头不如陈佐才那么硬，多半是没有胆子当着众人痛骂自己，但短短接触了一会儿，邓名觉得蒙正发的才学绝对不在陈佐才之下，而且他周游过东南数省，见识、阅历都是当代士人中的一流。
邓名隐隐感觉，成都的书院或许应该把教师的称呼分得更细一些，把笼统的教授分成：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等几个等级。在邓名看来，蒙正发绝对可以胜任书院教授的职务，就是担任文学系主任多半也没有任何问题。如果蒙正发能像陈佐才那样认真教学的话，对书院的学生来说可真是大福气，无论是开拓视野还是提高文学素养，蒙正发大概都比陈佐才还要强。
对于巩焴的职务，邓名也有类似的打算。虽然邓名没有时间到学院旁听，但悄悄地派人收集过他们的辩论内容，在历史、军事上的见地，巩焴比蒙正发要高得多。邓名觉得书院的历史系系主任对巩焴来说肯定是游刃有余，就是不知道巩老先生肯不肯屈尊俯就。
直到现在，邓名仍然觉得陈佐才是成都书院里担任祭酒职位最好的人选。或许陈佐才的游历不如蒙正发和朱之瑜，更无法与巩焴相比，陈佐才的文章、见识恐怕也比不上另外三个人，但陈佐才敢于在众人面前直接斥责侍卫环绕的邓名。
邓名一直认为，身为大学校长，学识、教学能力固然不可缺少，但却不必样样都是全校第一。行政事务可以靠优秀的助手来辅佐，关键的还是校长本人的心胸和不畏权贵的勇气。邓名知道陈佐才有足够的勇气来保护教师和学生，不会在邓名本人或是其他权势下低头。而对于巩焴和蒙正发这两个人，邓名就没有信心了。和朱之瑜还没有太多接触，邓名不知道这个人的性格如何。
当然，这分思量邓名不会对外人明言。
邓名和蒙正发走下城楼的时候，后者觉得今天邓名和自己很谈得来，似乎是一个洗刷自己的恰当机会，就主动和邓名提起了自己以往的事情。只要趁着这个机会得到了邓名的原谅，以后别人就不能再拿这些问题攻击他了。
欺师灭祖这个名声实在是太难听了，蒙正发蜻蜓点水地提了一下那段往事，然后就满脸悔恨地对邓名说，自己当初轻狂无知……
“这有什么可自责的？”不等蒙正发表白完毕，邓名就打断了他的忏悔。
邓名本来不是这个时代的人，穿越后和士人相处的时间也不长，从来没有把师生不和的事情上升到欺君罔上、忤逆不孝的高度——就是欺君罔上邓名其实也不觉得有什么；忤逆不孝虽然不应该，但也不至于就千刀万剐。
何况蒙正发背叛的那个老师只是他的监考官，并没有真正教过他。在这个时代很重视这种关系，认为监考官就相当于老师。但邓名却没有同感，他不是没叨叨过自己的监考官，前世他的同学们不满意监考官的更是多如过江之鲫。蒙正发这点事实在算不上什么。
邓名笑道：“不是有句话叫‘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吗？”
蒙正发当然没有听说过这句话，愣了一下。但细细一品味里面的含意，不禁欣喜若狂，邓名还不是宽恕或既往不咎的意思，而是干脆替他开脱，甚至还有叫好的意味在里面。
“国公说的是。”蒙正发马上停止了忏悔。这才叫言语妙天下呢，他打定主意要把国公大人的这句指示连夜写成匾额，挂到自己的家门上去。
第49节扩张（上）
哀悼仪式上自然没有什么好说的，而且巩焴红着眼睛看上去没有什么攀谈的兴致，因此邓名只是简单劝解了几句，就和其他人一起离开。城内的狂欢不可能因为一个人的去世而中止，邓名肯定不会下令让全城为惠世扬哀悼，所以他能做的只是收敛自己的行为，也没有按原计划组织院会和成都官府的狂欢活动。
随后的几天，邓名私下与一些参议院和帝国议员会面。虽然邓名一直没有干涉院会的行动，不过他始终在观察哪些成员是其中的积极分子，这次回到成都后他与这些人分别会面，希望他们支持自己的行动。对于参议员，邓名并不需要讲太多，这些参议员都是邓名任命的，而且还有领导人：刘曜是成都这边的掌门人，而杨有才在叙州的参议员中一言九鼎，这次邓名让他返回成都就是需要他在叙州的参议院中施加影响。
不过帝国议员就大不相同了，其中很多人选都是参议院幕后交易的产物，但邓名一直对此装不知道，口口声声称他们为同秀才的代表。其中也确实有一些是因为在同秀才中的威望而成为帝国议员的，对于这些人邓名也表现得特别尊重，与他们会面时不但留他们吃饭，向他们询问工作和民间的舆论情况，还认真地给他们解释自己的战略构思。
这些议员是沟通统治阶层和普通公民的桥梁，如果不是因为帝国议会的表现，邓名甚至不会察觉到延展情绪的出现，不会知道民心是如何起伏摇摆，也不会意识到有举办这次凯旋狂欢的必要。上次战争获得了数十万人口，这对川西的生产无疑会有长远的好处，不过这个长远利益在短期内是显现不出来的。
在和这些议员的谈话中，邓名表示川西以人口为目的的大规模进攻暂时告一段落，接下来所有的战争都会围绕着如何扩大和保证贸易来进行，或是为川西获得更多的资金。邓名向这些议员们说明，战争不是一种模式，如果官府和军方以短期利益为目的，那战争就不需要大规模的动员，不会严重影响川西的生产，这种小规模的战争会有利于川西更迅速地从增加的人口获得好处——邓名向这些议员保证，接下来在发动的所有进攻，都不会是赔本买卖，都会增加官府和民众的收入，直到帝国再次感到对人力的饥渴超过了对资金的渴望，川西官府才会再次改变方针。
现在通讯和交通技术都很原始，如果没有议会，邓名对民情的了解渠道一点儿不比顺治多，速度也快不了，同样，如果没有这个机构，民众对邓名的想法也不会有直观的了解，川西的官府和清廷一样：他们希望同秀才是如何理解邓名的，就会告诉他们邓名是什么样的人。现在邓名就希望通过这个渠道让川西的同秀才都明白官府的策略是为他们服务的，会优先满足他们最急迫的需求。就算四川已经拥有超过百万的人口，和整个清廷控制区相比依旧是极度的弱小，所以民众的支持程度非常重要。不过反过来说，在无线电、电话、铁路问世前，庞大的国土对**国家的国力提升是极为有限的，虽然川西的人口只有清廷的几十分之一，可只要民众不对战争持漠不关心的态度，那谁强谁弱其实很难说。
在向同秀才代表努力介绍了自己的战略思路后，邓名就与官府和军方商议具体的战争策略。
“目前我们最不需要输入的物资还是粮食，”刘晋戈在川西集团的内部会议上再次重申这一点，虽然有大量的人口流入，以及上次大规模动员带来的减产和支持夔东军发起重庆战役的消耗，但不过川西的粮食储量仍在安全线以上，而产量依然是消耗的两倍以上：“多余的粮食出售给了昆明，或是用来养猪了。”
缅甸的战利品和赔偿都是与昆明、建昌分享的，不过昆明对粮食的需求极大，几乎所有黄金都被昆明用来购买粮食和其他物资，如果不是路途实在太糟糕，邓名很想卖给李定国更多的布匹和生铁。建昌也从川西这里购买了不少商品，食盐、布匹、糖、丝绸，从生活必需品到奢侈品建昌几乎就没有能自产的，少量能生产的也做不到自给自足。这次出兵缅甸发财后，建昌对肉类和其他奢侈品的需求量也一下子高涨起来，缅甸的黄金正不断从建昌和昆明流入成都；至于翡翠、象牙、宝石这些东西，昆明或许还能走私去贵州一点，而建昌则没有任何销售对象，除了将领自己保存一点外，根本不会和邓名抢生意。
还有一些产量则是重庆消耗的，在珠宝交易中，重庆挣了不少加工费和中间价。那些珠宝的销售到内地获得的是白银，其中六成属于邓名所有。可重庆的奢侈品都是川西这边提供的，随着重庆的将领手里越来越有钱，他们的奢华程度也越来越高——废品早就卖得差不多了，重庆清军正在用他们挣到的那份白银付账。根据熊兰的估算，现在重庆拿到的那部分珠宝利润，也有五、六成转移到了川西手中，最近两个月各种珠宝加工刀具正受到重庆清军的青睐，四川巡抚高明瞻已经花一大笔钱向川西订购了一批带金刚头的刀具。
“就是新田的开垦有些麻烦。”
虽然暂时没有粮食问题，但开荒正陷入停顿，这有好几方面的原因。第一，就是根据帝国议会的法令，免费授田活动已经中止，以后任何荒地都要花钱向官府购买；第二，就是新移民没有开荒的能力，他们现在没有完整的公民权，没有积蓄也没有能够用来获得贷款的抵押物；第三，就是成都周围的荒地已经被开发得差不多了。
随着实力的不断扩张，川西集团已经开始想把绵竹、江油，甚至保宁府的梓潼、剑阁都纳入自己的控制，以保证成都北方的安全。不过成都周边比那些地区繁荣得太多，有能力、有钱去开荒的同秀才都不愿意去，现在他们宁可在成都、叙州经营生意也不愿意远离长江水道去开荒。
因此官府就打算把退役军人安置去那些地方，但也遭到了激烈抗议，因为那些地方的荒地价值显然不能和成都周围的土地相比；退役军人纷纷聚集在知府衙门前，声称他们不能接受那里的二十亩地作为服役的补偿，那些地方没有人烟，退伍军人想购买种子和农具都很成问题，而且还没有驻军的保护，他们还要自备武器防备野兽和可能突然出现的清军。
“成都周围没有田地安置他们了。”刘晋戈对把一批人移去江油这件事很热心，这也是成都议会的愿望，随着成都越来越繁荣，他们对安全也就越来越重视；而且成都确实安置不下更多的农业人口了，现在务农的人还在不断减少中，因为这里的农业税虽然不高，但做工明显比务农的收入可观，有不少人甚至出售了他们的土地进城居住。
“嗯。”邓名点点头，成都正变得越来越拥挤，由于它过于迅速的繁荣，让正常的人口扩散现象处于停滞状态，整条长江的贸易利润都涌入这里，周围的同秀才宁可继续向城里挤，也不愿意去江油那边和荒地打交道。
不过农业是金砖的第一条边，更不用说向江油的移民还会有重要的军事意义，当这些移民点形成后，川西集团的军事力量也就能更容易地跟过去，驻扎的成本也能下降很多。
“还是要让退伍军人先过去，不过确实需要给他们更多的补偿，否则他们就是宁可放弃给他们的土地也要留在成都这里。”邓名思考了一下，对参加会议的人说道：“二百亩怎么样？如果他们肯去绵竹，就发给十倍的土地。如果肯去江油，就发给三百亩的土地。”
“绵竹还稍微好一些，跑个几天路就能回都府这里买些物什，而江油那里太远了，水利、土地完全荒废了。”
“那就给五百亩，如果还没有人愿意去的话，可以给更多，如果耕地不够就给山林、给湖泊，两倍、三倍地折算都可以。我也不用他们开垦成耕地、暂时不用他们纳土地税，只要他们肯在那边定居就可以，只要定居满十年土地就是他们私人的了。”
众人等人议论了一番，觉得如果这样应该可以吸引一批退伍军人前去，但熊兰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愿意去的人不够，是不是还可以继续提高授田数量？”
“这个自然，愿意移居的人数量一定要够多才好。”邓名答道。
“那就可能会有精明的人不急着接受条件，而是呆着观望。”熊兰马上指出了邓名政策中的漏洞：“看到官府给的条件越来越好后，观望的人就更不愿意走了，都觉得以后的条件会更好，想再等等签字接受更好的退役补偿。结果很可能是我们不断提高条件，但去的人越来越少，而是都在这里等下去。”
第49节扩张（下）
邓名觉得熊兰提出的问题确实需要思考，虽然退伍老兵不是都像熊兰这样精于算计，不过大多数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有了先例，以后的退伍工作就不好做了。
“不能让率先响应官府移民号召的士兵吃亏，”略一思索后，邓名就拿定了注意：“所有签字退伍的士兵可以自动享受十年的最惠待遇。什么叫最惠待遇呢？就是无论以后的十年里有人谈出什么优惠条件，他的待遇都会自动提高，与最好、最新的条件看齐。比如一个士兵签字退伍时，定下的条件是补偿给他二百亩，后面有人谈出了五百亩，那他也自动获得三百亩的增益；再比如一开始说的是十亩山林折算一亩耕地，后面有人的折算是二十比一了，那他也要获得同样比例的补偿。而且这个只是向上看齐，而不会向下，将来的补偿条件若是不如他们的，官府也无权收回已经授给他们的土地。”
“十年……”有几个与会者面露迟疑之色，因为他们都觉得这么长的时间里不一定会出什么事，如果定下了最惠条款，那官府在未来就只可能吃亏却不可能占便宜。
“国公这个办法好！”熊兰又是第一个表示支持的，他拍手叫道：“这真是釜底抽薪，大部分人没有了后顾之忧，就会先行一步去绵竹、江油等地圈地；那些留下来和官府精打细算的人肯定都能明白，他辛苦一场也没有占到任何便宜，大家待遇都一样；而且靠近县城的地和远离县城的地肯定不是一个价，在他和官府讨价还价的时候，最好的地都被先去的人圈得一干二净了。”
如果拒绝退伍补偿的老兵很多，官府也会非常头疼，因为没有居民就会让川西集团重返江油变得代价高昂，更担心他们的抗议和不满会影响同秀才的参军热情。但若是只有几个人的话，官府就完全不害怕了：几个人不接受补偿就不接受好了，他们的影响力有限，而且退伍的士兵是一批接着一批，而空闲的土地只会越来越少。就算没有这几个人，川西集团一样能在江油等地驻扎军队，从当地居民那里获得生活物资和必要的帮助。
“只是三年的最惠待遇就差不多了。”熊兰提出了一个修改意见，在他看来十年是太过慷慨的条件。这些土地虽然现在还在永历天子的名下，不过很多川西集团的官员都认为这迟早是邓名的私人所有；所以现在太慷慨，就等于是在挥霍自己未来的财产：“一年或许稍微有点短，可能有些人会想着先在都府找份工干着，看看风向再说；但是三年就足够打消大部分人的观望心思了。”
“没有必要和我们的同秀才斤斤计较。”邓名摇摇头，他从来没有把国家的土地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而移民工作更是需要争分夺秒地进行，越多的人愿意在第一时刻前往江油等地，川西集团就能更早、更多的收益。
既然邓名这个主人都不在乎代价，而是认为时间更重要，熊兰他们这些管家也不会固执己见，退伍补偿的修改方案就此确定。
接下来就是讨论短期战争的进攻方向问题，现在成都周围完全没有可进攻的目标。
建昌是同盟，而且还不断受到吸引，越来越迅速地向成都靠拢。很多建昌将领都开始到成都游玩，类似刘曜、杨有才他们之前的表现。
而重庆没有值得勒索、抢劫的财物，最值钱的恐怕就是各式宝石加工刀具，其中大部分还都是川西刚卖给他们的，就是抢回来也没有地方可卖。再说四川还要指望这条销售渠道把廉价的缅甸特产出售到清廷控制区。
夔东的情况和建昌差不多，而且因为刘晋戈、周开荒他们的关系，成都哪怕是和建昌打起来都不可能和夔东发生武力冲突。
再距离远一些的是湖广，湖南盛产稻米，属于川西目前最不需要的货物，武昌留作销售渠道的益处比强抢到手要好，因此张长庚也被排除在四川的攻击名单外。
接下来就是南昌。这里倒是有瓷器，不过要是抢江西的话还不如抢江南，反正都走了那么远了，江南远比江西的物产要丰富得多，蒋国柱能掏出来的赔偿也要比张朝拿得出来的多得多。不过这两地都存在一个借口问题，剿邓总理衙门目前似乎越来越红火，张长庚申请朝廷同意后，在武昌也设立了一个分部，周培公已经挂着四省布政使的衔了。
这个总理衙门的建立，让邓名办事方便了很多，只要和周培公打好招呼，货物从武昌到南京一路畅通无阻，不用像之前那样和武昌、南昌、南京三个地方谈判。而且成都的货物也只需要向总理衙门缴纳一份赋税就可以了，而不是之前那样，明军的货船每到一处，都要向当地的清廷地方官府纳税。
但坏处就是让东南的清廷督抚变得团结起来，现在不会再出现以前那种竞相坑害邻居的行为了。如果邓名没有任何借口就去攻打蒋国柱的话，武昌和南昌的二张也不会像几年前那样幸灾乐祸，而是兔死狐悲、物伤其类。
因此，看起来似乎只能打浙江。浙江总督赵国祚（因为邓名的影响赵国祚一直没有调任山西）上次向福建总督李率泰借兵抵抗，但最终还是一败涂地，缴纳了赎城费送走了川军。听说最近他一直在和蒋国柱私下联络，说不定过些时候也会奏请朝廷批准建立温州剿总，让周培公兼领浙江布政使。
任堂等人都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现在还没有发生只是因为福建总督李率泰坚决主剿，所以赵国祚还在迟疑不决，怕露出破绽被福建的主战派发现，反倒给自己惹罪。川西集团都认为，若是等周培公就任浙江布政使，那攻打浙江就会变得和攻打南京一样投鼠忌器，所以要打趁早；现在去痛打赵国祚一顿，还不至于引起长江中下游督抚们的激烈反应。
不过即使还没有设立温州剿总，打赵国祚似乎还需要寻找借口。因为上次任堂、周开荒他们收赎城费时，许下了三年不来的诺言。而赵国祚帮助明军收罗工匠等，也做得让人无可挑剔。如果毫无理由地攻打他，同样可能会激起剿邓总理衙门的惊恐不安，有损川军言出必行的声誉。
“或者干脆去打福建。”终于有人提出了这个建议。福建比浙江要穷，路途更远；闽督李率泰的水平比较高，而且作为海防重地，驻扎在福建的清军质量和数量都要高于浙江。更有耿继茂这个藩王，藩王的私人军队战斗力比驻防部队还要可观。
因此，攻打福建是一件成本高、收益小的军事活动。虽然可以指望金厦的郑军协助，但战利品势必也要和他们分享，这会进一步降低出兵的收益——而邓名已经向帝国议会的议员保证，不经帝国议会批准，他不会发起任何需要川西父老贴钱的军事行动。
“宁可对外食言，也不能对内食言，还是先以浙江为假想目标制定计划吧。”邓名指示军方先以此为基础准备作战方案，计算一下再次进攻浙江可以获得的收益：“再把江南也算一算，如果一定要食言，那路过南京的时候勒索一笔也是好的。”
虽然邓名嘴上说他已经做好了无理由撕毁协议的准备，但其实他完全不打算这么干。之所以让手下准备进攻浙江和江南的预案，是因为邓名觉得他随时可能会与南京、杭州进入交战状态，这个原因就是“文字狱”。
虽然不精通历史，也不知道“庄氏明史”案以外的文字狱各大案的名称，就是唯一知道名字的这个文字狱，邓名也不知道爆发的时间。但他觉得满清肯定要大肆迫害江南文人，而这是邓名一定会出手干涉的，就算不是为了发动战争，他也不能坐视清廷如此为非作歹。
预先做计划就是为了避免明军到时候措手不及，不要在临近行动的时候才发现完全没有准备。可是邓名至今仍没有见到任何文字狱爆发的迹象，这让邓名也不禁有些怀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己的影响，使得清廷对汉人言论方面的容忍变得要比他前世强了。
……
北京。
经过一段时间的审查，鳌拜已经发现了好几起大案。比如去年吴县有十几名秀才哭孔庙，控告知县贪赃。在邓名的前世，蒋国柱因为镇江之败被免职，由朱国治接任，吴县县令属于他的亲信，因此将十八名秀才一起抓起来，最后全部处死。可这次蒋国柱采取的是怀柔态度，接受了秀才的状子，把那个属于朱国治派的吴县县令撤职下狱，最后以贪赃罪处死。
最让鳌拜关注的是，朱国治之前还炮制了一份奏销计划，计划以欠明朝的税为理由，黜落一万到一万五千名东南进士、举人和秀才。对清廷来说，这无疑是立威的好手段，而且还能带来巨额的财政收益。不过在朱国治的奏章进入朝廷讨论前，就爆发了高邮湖之战，随后朱国治也因为出卖先帝的罪行被处死，这个奏销案也就中止了。
免去一万多人的功名，并罚银追缴，鳌拜当然明白这会造成多么大的影响。如果朱国治的计划成功，除了巨大的财政收益，还能震慑地方豪强，让他们对清廷心怀畏惧。不过鳌拜也知道，处理不当就可能带来严重后果。就算鳌拜下定决心，在邓名和郑成功还严重威胁着东南安全的时候，蒋国柱敢不敢执行朝廷的命令也很难说。
第50节债券（上）
虽然其他人都把土地视为永历或是邓名的，但是邓名既不认为国土属于皇上也不认为属于自己，因此毫无心理负担地送给了愿意移居的退伍军人。不过除了不花钱的土地，还有很多需要花钱的东西。比如给移民的粮食、种子、各种工具以及车辆、牲口，这些都要花费成都的财力。
“能花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邓名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如果放在三年前这绝对是一件发愁的事，不过现在川西的马行、铁匠铺都源源不断地开始产出。随着大量移民涌入成都，非农业人口的比例急剧上升，连劳动力都不是大困难。供应退伍军人所需一点儿问题都没有——如果不是有这样的生产能力，川西集团也不会考虑重新占领绵竹、江油等地，以前成都自顾不暇的时候恨不得把所有人都挪到城里来才好。
不过很快邓名就发现其实有很大的问题，上次去浙江，川西集团根本没有挣到钱反倒贴进了一大笔，而邓名也没有上缴缅甸的战利品给国库，而是拿去建设五十一亭了，所以川西集团有很严重的财政困难。成都和叙州都有大量的移民需要安置，而军费不能砍、教育经费邓名不同意砍，算来算去，好像除了开动印钞机加班加点地印钞票也没有其他什么办法了。
不过这几年成都已经印了不少欠条了，现在移民刚到，赋税没有显著的增长，而能变现的东西也都卖了不少了——比如卖给剿邓总理衙门的那些漕船。
大规模印刷欠条的后果难以预料，邓名没有学过经济，只是定性地知道增加发行货币会引起通货膨胀，至于如何定量地控制发行数额就完全不懂了。手下的其他人，比如熊行长对此也一窍不通。
而需要的移民经费看上去相当不少，让邓名有点触目惊心之感，在吐出那句“不是问题”的豪言壮语后，他拿着文书愣神了良久，再也没有之前的底气了。
“万事开头难，我们需要为这些退伍军人提供一切最初的生活必需品，实际上为了节约经费，我们已经能省则省了。”刘晋戈、熊兰、秦修采等人看出邓名的心虚，急忙解释起来：“他们的口粮可以用军队统一运输，给他们的农具、被子、帐篷也都可以由军队来运输。不过即使如此，他们肯定要随身携带一些行李、衣服、细软，他们有家人，有些人可能还有孩子，离开成都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回来，肯定还会倾其所有购买生活必需品。”
军方也参与到这次的讨论中，他们在上次的浙江大移民中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在此次的移民行动中也算是用上了。如果是军屯就简单了，但这些人是成都的同秀才，而且川西不允许强制移民，他们都有完整的公民权，如果只为了省钱，结果造成移民活不下去打算迁徙回来，那川西这次就赔本了。
穆谭指出，：“正如刘知府说的，万事开头难，因为道路完全荒废了，沿途的损耗会非常惊人，还有大笔的修路开支；但以后人来人往，道路不断修补，明年的花费肯定不会有这么多了。”
邓名把文书向后翻了两页，看到后面还有未来几年的预算，不可知的因素很多，但以后的花费确实是大大下降了。这些花费中有一项是对商队的补贴，移民搬过去了，不能任由他们自生自灭。他们可以打猎，向成都提供皮毛等货物，从商队手中交换日用品——这种商队很可能会赔本，但又不能没有，所以成都政府就给他们作保，凡是赚的钱都属于商人自己，如果赔了钱官府给补贴——现在成都官府不知道会赔多少，所以只能高估损失，统统列到预算中，等到商队往来几次后，官府才能有准确数字。
邓名仔细检查了一遍文书，觉得确实如部下所说，里面全是必须的花费，而且还秉承了邓名的一贯思路，就是官府和军队尽快地从运输工作中抽身，把补给移民的工作交给商人去完成。邓名认为商人很清楚什么东西是最受移民欢迎的，也知道那边什么出产是成都需要的，更会认真地计算成本。在这个过程中，官府只扮演一个查账和监督的工作，以免又衍生出什么乱七八糟的**问题来，或是僵硬地让移民生产什么土特产，然后花一大笔钱把这些成都官老爷拍脑门想出来的货物运回成都积压起来。
把文书又看了两遍，邓名再次轻叹一声：“这样的话，移民还是会过得很苦啊，如果他们现在手里多一些钱，生活就能很快好起来。如果只想着现在省一点，可能就要拖慢他们好几年的步子。”
“那就需要印更多的欠条。”熊兰低声说道。从一开始发行欠条的时候，四川银行就致力于让印刷量和税收持平。不过这个目标越来越遥不可及，成都不断膨胀的经济规模也需要更多的通货来维持。依靠贸易收入和不断进入四川的移民，虽然欠条的流通量越来越大，但欠条并没有贬值。不过若是每次都要靠增印欠条来给“挥金如土”的邓名改善民生的话，那通货膨涨就是不可避免的，这点不需要太多的经济知识就能明白。
“如果用新开发地区的税收做抵押，如何？”邓名沉吟了片刻，询问周围官员的意见。这些土地开发出来后，肯定会有新的赋税——邓名不但不觉得他们制定的移民计划奢侈，而且还想拨给移民更多的补助：“再说他们购买更多的货物，对成都的工业不也是刺激吗？我好像听说有不少人抱怨，说一下子来了几十万壮男、壮妇，工作不如以前好找了。”
“上万个退伍士兵，以后每年再过去几千移民，什么时候才能还上这么一大笔补贴？”秦修采反问道，他现在是税务方面的行家：“没有十年、十几年根本不可能。”
“嗯，就是说在这十几年里，这笔负担要由没走的同秀才来背。”邓名很明白，一下子印刷这么一大笔欠条，就是透支了未来很多年这些新开发地的税收：“物价上涨就等于是掠夺我们治下百姓的储蓄。他们的储蓄并不多，大部分人还欠着巨额的债务，每一点储蓄都是省吃俭用攒下来的。”
邓名周围的人都没有搭腔。印刷欠条和制造钱币一样，如果官府努力保持信用，那钱息就是官府提供信用货币的服务费；如果官府放任货币贬值就是抢劫。比如明末的铸钱，就和抢劫没有什么分别，以致富商们一听说皇上又铸钱了，就争先恐后地逃出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