蹈，把排水沟的水花都踩出了节奏。”

    候考室的吊扇吱呀作响，苏建芳站在木质地板上，能听见自己心跳声和缝纫机试针的声音重合。

    当她报完姓名转身时，考官们突然放下了手中的茶杯——红舞服的领口被剪成了不规则的花瓣状，随着她的动作轻轻颤动，像朵在晨露中初开的茶花。

    “停。”

    戴眼镜的女考官突然抬手，“你这舞服……是自己改的？”

    她的指尖划过领口的银珠，突然想起三十年前在上海看到的芭蕾舞裙，裙摆处也有这样暗藏的星光。

    “是我妈改的。”

    苏建芳想起昨夜母亲在缝纫机前的背影，老花镜滑到鼻尖上，却把每道荷叶边都缝得像真的会随风摆动，“她在纺织厂踩了二十年缝纫机，说跳舞的衣裳，得让针脚跟着脚步呼吸。”

    女考官的表情柔和下来，旁边的男考官却突然咳嗽两声，把张纸条推过来：“按规定，考生需要自备伴奏带。”

    纸条上印着“红梅录音机厂”的抬头，正是王厂长小舅子开的厂子。

    苏小满突然想起，前世二姐就是卡在这关——伴奏带突然消磁，考官说她“准备不充分”。

    她悄悄摸向口袋里的准考证，指尖触到母亲特意缝在夹层里的顶针，冰凉的银器让她瞬间冷静：“老师，我们没带录音机，但可以清唱。”

    她抬头看向二姐，目光落在对方手腕的银镯子上——那是外婆留下的，母亲说过，戴上它就能听见棉花绽放的声音。

    苏建芳突然明白了，深吸一口气，脚尖点地时，喉咙里流出的不是伴奏带里的音乐，而是母亲哼了二十年的纺织厂厂歌，混着缝纫机的“咔嗒”声，像首刻进骨头里的摇篮曲。

    候考室的吊扇停了，缝纫机试针声也停了。

    当苏建芳最后个旋转落地时，女考官的眼镜片上蒙着层水雾：“很多年没见过这么有生命力的舞蹈了，像棵长在石缝里的茶树，根须缠着缝纫机的皮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