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地主们只会把女儿嫁给明军，而不会让儿子前去邓名的军中。女儿可以作为一种投资和下注，终究是嫁给了外姓人，也便于掩盖；但是将儿子打发去明军那边，他们没有这个胆量，对明军也没有充足的信心。这些人得到明军的聘金后，普遍拿出来一些给女儿购置嫁妆，多则二十两，少则十两，不让女儿两手空空地上路。
这些小地主不让中介的媒婆买卖他们的女儿，所以邓名交给任堂的中介费就省下一些，预算显然花不了。邓名得知这个消息后，就让任堂拿出一部分预算来，交给这些小地主，让他们去办一些书院——和豪门不同，大部分这个阶层的人只能凑钱请老师来给子弟们上课，做不到请名师上门辅导——明军赞助他们开办书院是一种姿态，因为邓名不是夔东的闯营众将，他是文督师的代表，他的一举一动会被百姓们认为是南明朝廷的态度。
现在，小地主阶层是明军岳家集团中的顶层了。比他们地位更高的缙绅阶层是地方乃至天下的实际统治者，虽然缙绅家庭的数量只有小地主的几十分之一，但获得功名的缙绅子弟人数比小地主的子弟少不了多少，就是一整代人中都没有考取功名的，也不会对家族构成致命的损害。
缙绅阶层对政治和天下局势的变动比小地主阶层还要敏感，高邮湖之战后，江西有很多缙绅就决心与川军的军官联姻——他们的联姻对象只可能是明军的军官。如果邓名的少尉军官肯娶这些家庭的女儿，那缙绅们根本不会在乎聘金的数量，如果明军支付一百两的聘金，他们就会还回来价值一百两的嫁妆。
可是邓名不允许军人与小脚妇女联姻的命令堵死了缙绅的路，一些缙绅在与明军进行交易后，还要求面见邓名向他提出抗议。很多缙绅都暗示：这只是邓提督家的规矩，是提督你们老朱家的家规，和别家没有关系，不应该覆盖到全体部下身上。但邓名却装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在这个问题上邓名已经解释过很多次了，无论他如何苦口婆心地说明，别人还是不依不饶，现在邓名一听到这一类的暗示就感到全身无力，一点解释的念头都生不出来了。
邓名只是强调，明军常常要进行高强度的流动作战，因此不便于携带一批残疾的妇女。而且明军担心上行下效，要是高级将领和军官们带头娶了残疾的妇女，那对下面的士兵也就控制不住了。
邓名把路堵得严严实实的，缙绅们也无可奈何，但他们的胆子比小地主们大得多，马上就有人提出要让儿子——大部分都是庶子，隐姓埋名地到明军那边服役；部分对明军特别有信心的缙绅，甚至表示愿意让嫡出的小儿子去四川。
这些缙绅家庭的孩子个个都认字，他们平日里的学习条件比小地主的子弟强得多，家庭可以给他们提供用来练习书写的笔墨纸张，往往还请了专门的开蒙老师。
和那些在江南投军的正牌秀才一样，邓名表示他没有现成的军中职务安排他们，要是这些士人子弟想参军就得从头做起；但如果他们不想从底层做起的话，邓名非常欢迎他们去四川的书院教书，如果将来发生了战争，不到最后关头，保证不会将他们征召入伍。
部分缙绅同意了这个安排。正月初十，任堂继续办理收尾工作，邓名带着有家室的战兵首先出发前往湖广，同时带走了一百多个士人子弟，大都是出自乡绅级别的家庭。更高级的缙绅没有一个人向四川派出子弟，他们的孩子大都有名师指点，能够拜在声名卓著的大儒或是庶吉士的门下学习，邓名开出的条件对他们毫无诱惑力。
……
北京。
儿子历经艰险总算是平安地回家了，索尼提前让包衣准备了一桌子好菜，准备给老三压惊。
但索额图进门后一句话都没有说过，只是呆呆地坐在桌子旁，没有喝水也没有动筷子。索尼察言观色，挥手让服侍的侍女和仆人都退了出去，然后和颜悦色地问道：“老三，有什么心里话可以对为父的讲嘛。”
索额图的脸上红了又白，白了又红，一通天人交战后突然从椅子上弹了起来，双手撑地伏在索尼面前一动不动，鼓起最大的勇气问道：“阿玛，是您出卖了先皇吗？”
第23节波澜（下）
顺治十八年的北京，新年一过就好戏连台。
尤其是五百被俘禁卫军返回后，皇宫和满城鸡飞狗跳，连台的好戏让外城的汉人也议论纷纷，满洲人的凶焰再也无法彻底压制住汉民的好奇了。
满洲人规定汉人无故三人以上聚会就算造反，其他各省对这条规矩的执行有松有紧，无法做到处处严格执行。但在北京，这条规矩执行得毫不含糊，所以顺治十七年来北京的茶馆、酒肆的生意一直相当萧条。
今年春节后果然是新年新气象，茶馆、酒肆天天爆满，由于完全没有预料到会有这么多百姓聚集起来侃大山，各个茶馆、酒馆都紧急购置桌椅板凳，以供京师的老少爷们所用——现在生意最好的除了这些茶酒老板，就属木匠了。
北京城内法纪荡然，官府现在也没有功夫管这些一边喝茶、一边八卦的汉子，官员们早已经忙得不可开交。
“今天孙大人又跳河了！”一个消息灵通的大汉冲进茶馆里，扯开嗓门嚷起来。
“这次跳下去了吗？”这个茶馆里的人闻言都停下了原先的话题，一起向那个报信的人望去。
这个大汉口中的孙大人正是孙廷铨，崇祯年举人、进士，见李自成在襄阳建立政权后，孙廷铨辞官拒绝到湖广上任。满清入关后，孙廷铨再次从山东老家赶到北京，历任满清的兵部、户部、吏部尚书，在帮助满清筹集粮草、镇压汉族抵抗方面多有功勋。
顺治毙命后，孙廷铨是第一个跑到皇宫边大哭，也是第一个上奏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的臣子（无论满汉）。在议顺治谥号的时候，孙廷铨极力主张按照汉太祖例，以顺治帅军入关、十分天下有其九为理由，谥顺治为高皇帝。由于努尔哈赤是武皇帝、皇太极是文皇帝，所以孙廷铨的离奇主张就是其他竭力拍马屁的汉人同僚都无法赞同，索尼、鳌拜二人最后也否决了孙廷铨的建议。
不过孙廷铨的建议无疑给太皇太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孙廷铨作为汉臣参加了定策和议号会议，玄烨登基后他也被授予了大学士的恩赏。在邓名的前世，孙廷铨的家乡建立了他的纪念堂，给孙廷铨戴上了“国老”、“帝师”的头衔，给予了“刚正不阿”、“为国家和民族做出杰出贡献”之类的评价——洪承畴、孙廷铨之流受到的待遇，让汪精卫、陈公博显得太可悲了。
参与定策、议制年号即是拥立之功，也是一种令人羡慕的资历，不过孙廷铨乐极生悲，才荣升大学士没有几天，禁卫军带回的消息就把所有参与制定年号的臣子都推上了风口浪尖。孙廷铨是汉人，不但参与了年号的制定，而且也有机会了解顺治亲征的路线细节，当然无法摆脱“私通邓名”、“出卖先皇”的嫌疑。而且前些天孙廷铨风斗也太劲，拿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架势舌战满汉百官，一口咬定顺治就该仿刘邦例为“高皇帝”，这固然为孙廷铨赢得了“忠臣”之名，但也招来了不少嫉恨。同僚们既羡慕孙廷铨获得的殊荣，又自问没法和孙廷铨一样不要脸，所以纷纷在背后骂他是“无耻小人”。
现在好了，大家不用在背后骂了，而是可以光明正大地指称孙廷铨怎么看怎么像那个大内奸，而他随后的寡廉鲜耻行为只是为了掩盖他自己的罪行。
备受攻击的孙廷铨只好一死以示清白，几天前他就跑到城墙上，表示要投河自尽，在他满面悲哀地把遗表朗诵完毕后，早就闻询赶来的步兵衙门的官兵一拥而上，把孙大学士从城墙边抱了下来。不顾孙大学士“不要拉我！”、“让我死了吧！”的狂呼，硬是把孙廷铨从城墙边一路拖回了皇宫。太皇太后好言抚慰了一番，打消了孙大学士的死志。
皇太后的表态让官员安静了大概两天，这期间越来越多的内部消息被披露出来：什么蒙古人投降了邓名以后，转身就攻打皇营；还有明军对先皇的行踪、布置都了如指掌，整个突袭不到四个时辰就宣告得手——禁卫军俘虏的描述让北京官场变得更加混乱，见太皇太后暂时顾不上保护孙廷铨后，嫉妒他拥立之功的汉人臣子们就再次对他发起攻击，甚至有谣传说孙廷铨的儿孙还有几个在明军那边匿名效力。
孙大学士无奈之下，只好再次跑去城墙上投河。太皇太后当然不能让有拥立之功、历任三部尚书、顺治二年就投奔清廷的汉人大学士就这样挂掉。因此这次跑去城墙上听孙廷铨朗诵遗表的是御前侍卫。孙大学士声情并茂地读完，然后把它压在一块青砖下，接着还痛哭着向皇宫方向三跪九叩，这才起身踏上城垛。周围早就等得不耐烦的御前侍卫们大呼小叫着扑过去，把孙大学士和他的遗表一起又带回了皇宫。
至此以后，汉人臣子就明白太皇太后确实要死保孙廷铨，再也没有人继续攻击他。
可昨天御前会议上又一次爆发了大事件。安亲王岳乐和康亲王杰书并肩上朝质疑中枢的可靠程度。这两位亲王和其他王公一样都被保皇派认为是不安定分子，所以没有让他们参与议论皇帝和年号的会议。但“邓名早就知道康熙年号”这件事爆发后，亲王们反倒占据了极为有利的地位，对保皇派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攻击。
本来刚刚确定辅政大臣执政模式时，索尼还欲擒故纵，带着鳌拜等人一家家亲王拜访过来，口称这个做法违反了八王议政的前例，他们这些奴才不敢僭越，所以来恭请亲王们出来主持。
不过没有一个亲王敢接这个话茬，他们知道谁敢在这个时候说一个“不”字，索尼前脚一走，御前侍卫后脚就要杀上门来，因此岳乐、杰书他们都皮笑肉不笑地把索尼、鳌拜他们勉励了一番，称这既然是太皇太后的意思，那你们好好做事就是了。
而随着“康熙年号”案的曝光，亲王们的底气足了很多，料定太皇太后不敢在这个时候耍横，昨天安亲王就盯着索尼质问道：“若不是汉人和邓名勾结，把先皇和年号出卖给他们，那还会是谁？难道是你索尼吗？”
索尼无言以对，而岳乐仍是不依不饶，又责骂想上来给索尼解围的另外一位辅政大臣鳌拜：“若不是索尼、也不是汉人，难道出卖先皇的是鳌拜你这狗奴才吗？”
安亲王话音才落，康亲王就附和道：“不错，这些汉人都有问题，你们信用汉人也是大错特错。几天前索尼、鳌拜你们不是说要恢复八王议政制度吗？本王这些天想了想，觉得上次拒绝了你们有些唐突冒失了，爱新觉罗家的担子，本来就不是你们这些奴才挑得起来的，这样吧，以后还是八王议政吧。”
杰书这话一出口，今天孙廷铨只好再来跳河，谁让他是风头最劲的汉臣呢。
不过今天孙廷铨还是没死成，又一次被御前侍卫救走了。
“看来这八王议政还是议不成啊。”北京的老少爷们议论着眼下的政治局势，作为大明三百年皇城的居民，每个北京人都有不错的政治嗅觉。
如果亲王派得势，他们也不会如嘴上所说的不用汉人，现在满清的统治想维持下去就必须借助汉臣的力量，这不过是亲王派打击保皇派的借口罢了。但具体到孙廷铨就不同了，他一贯拍太皇太后和先皇的马屁，是保皇派的旗帜之一，亲王们上台后就算还用汉臣也要收拾了他，以证明他们夺权行为的正义性；而太皇太后和辅政大臣们肯定要死保孙廷铨，不给亲王们反攻倒算的机会。
今天既然孙廷铨还是没能跳成河，那就说明现在还是太皇太后和辅政大臣控制着局面，亲王们虽然咄咄逼人，但终究还是没能把权利抢走——要真是亲王把权利夺去，太皇太后觉得孙子的位置都未必能保住，毕竟这个皇子人选也是讨论年号的那一帮人定下的——现在太皇太后和保皇派也管不了太多，只能一口咬定没有内奸，情报多半是从某个丫鬟、包衣那里泄露出去的。
这样的热闹局面让北京人兴奋不已，亲王、重臣、阁老、尚书轮番出来演猴戏以娱乐百姓，还演得不亦乐乎。除了孙廷铨投河外，还有要跳楼的魏大人、要上吊的龚大人，天天都有新闻而且从来不带重样的。天桥那边连赌局都摆开了，孙大人、魏大人、龚大人个个榜上有名，可以赌他们能不能活，也可以赌他们能活多久，要是猜中了具体死法和具体死亡时间，就可以大赢一笔；就在赌局旁，还有摆摊算卦的道士，给两文钱就能给你分析一番眼前的政治局面：孙大人虽然天天嚷嚷着投河，但没准明天晚上就偷偷上吊了，拿出几文钱赌一把，输了不心疼，赢就能赢回几十两银子啊……
正因为京师的衙门各有一堆的烦心事，再也没有人来管汉人聚会了。北京百姓每天聊着八卦，猜着赌局，几十、上百人凑在一起传播着小道消息，要不是邓提督把皇上宰了，日子哪来得这般快活？
第24节怒潮（上）
邓名驻扎在九江的时候，江西巡抚张朝没有去与他会晤，而是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了副手董卫国，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那就是与江宁巡抚蒋国柱秘谈。
这种封疆大吏的私下串通非常惹朝廷忌讳，但蒋国柱和张朝都担心朝廷会翻脸发动南征，既然这种可能性不能百分之百地排除，那他们就有必要制定攻守同盟。这种同盟会谈事关两个人的前程，他们都不放心用使者进行沟通，所以蒋国柱就秘密前往安庆府，与乔装打扮而来的张朝当面进行谈判。
这场谈判除了周培公没有第四个人在场，就是两人的心腹幕僚都被排除在外，双方一致认为开源练兵是当务之急，他们需要兵力来北抗朝廷、东拒邓名。在这天的谈判中，蒋国柱和张朝就商贸、税收达成了诸多协议，期间两人曾几次争执不下，但都被圆滑的周培公好言化解了。
现在周培公是两江炙手可热的人物，他全权负责的海贸问题被蒋国柱给予很大的希望，让江宁巡抚编练更多忠于他的军队成为可能，现在周培公已经接近实至名归的江南第二人；而张朝同样希望借助周培公与邓名的关系让瓷器的统购统销顺利进行下去。本来给予周培公江西布政使衔只是一个拉拢的手段，其中很大成份是因为他背后的张长庚的面子，但现在张朝却甘愿给予周培公更大的权力，让他成为仅次于董卫国的自己的副手。
身兼两江两省布政使的周培公，能够站在两江的全面高度看问题，这次两位巡抚的会谈若少了这个润滑剂几乎就一定会失败。
在这次会谈上，周培公高屋建瓴地提出了“两江经济一体化”的概念，南京和南昌都不拦阻另一方的货物，不征收额外的赋税，对内消除贸易壁垒，分享海贸和长江贸易的利润。当然，这都是对有官方背景的商人，至于那些中小商人，两江衙门都要征收厘金以充实南京、南昌的府库。这个策略不但能进一步增加两省的收入，而且还能打击竞争者，争取在和明军贸易谈判中的有力地位。
由于官商拥有诸多特权，所以南京和南昌都不会单方面给商人发放执照，所有的特权发放都要事先得到对方的同意。最后蒋国柱和张朝一致同意设立一个专门的衙门来从事此事，他们计划联名上奏朝廷，申请建立“两江剿邓总理衙门”，明面上的职能就是负责情报收集、侦查通邓的细作、向穆谭和类似的贪财好色之徒行贿以打入明军内部、制定长江贸易审核规则以防被明军利用，并且肩负一部分替两江藩库筹集经费的责任；暗地里自然是全权负责通邓，发放这种被南京、南昌共同承认的官方执照。
周培公将被两位巡抚共同保举为第一任剿邓总理督办大臣，挂两省布政使衔。两江剿邓总理衙门将要设在安庆，简称剿总衙门，它在南昌和南京都会下设办事处，简称南京剿总和南昌剿总。此时两位巡抚都认为这会是一个职能简单的负责收钱的衙门，周培公总理的权利也很有限，无论是蒋国柱还是张朝，甚至周培公本人，都没有想到这个剿邓总理衙门将来会发展成什么样的一个怪兽，而周培公总理有朝一日又会变得如何权势熏天。
除了经济上的合作外，两位巡抚更关心的是政治权力的划分。在未来的剿邓总理大臣的斡旋下，张朝保证退出两江总督的竞争，并全力支持蒋国柱取得这个位置；而蒋国柱则保证在取得总督职位后，不干涉江西的人事权和财权，不插手江西内政，并竭尽所能维护张朝在江西的地位。
剿总衙门既然确定在安庆，两位巡抚都不可以向朝廷建议它改驻其它地方。
政治权利划分完毕后，张朝和蒋国柱再次讨论起经济问题。不过今天几乎一直是张朝在发言，蒋国柱昨天接到了林起龙的一封来信，自那以后就一直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如果将来因为任何原因导致剿邓总理衙门无法在安庆呆下去，我建议也要在江西和江南的边境上选一个新址作为驻地。”无论如何，江南的实力还是在江西之上，张朝生怕剿总衙门最后完全被两江总督衙门吸收，变成它的一个下属机构，因此未雨绸缪地提出要求：“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剿总衙门的驻地都不能放在江宁或是南昌，也不能位于江宁或是南昌的一百里内。”
“我没有异议。”蒋国柱今天的精神状态明显不好，显得心事重重，张朝的提议他没有进行任何讨价还价就一口答应下来。
见此情景，陪同的周培公也露出些诧异之色。昨天蒋国柱看过林起龙的来信后就一直精神恍惚，但张朝和周培公询问信的内容时，蒋国柱又强笑着说一切安好，朝廷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举动。既然蒋国柱这样说，张朝和周培公也不好强求江宁巡抚分享漕运总督给他的私人信件。
正在这时，一个站岗的卫兵在门外大声报见，进入房间后，这个张朝带来的卫兵说道：“启禀三位大人，董布政使大人来了。”
“他来干什么？”张朝不高兴地大叫一声。作为江西巡抚的副手，董卫国当然知道上司在安庆的秘密会谈，但董卫国来了那江西岂不是唱空城计了？
“布政使大人要求立刻见巡抚大人。”卫兵脸上也有疑惑之色：“布政使大人说十万火急的事，嗯，还说是关于年号的。”
“不就是明年改元康熙么？有什么大不了的？”张朝生气了，不过董卫国既然来了他也不能不见：“让他进来吧。”
“这样不太好吧。”虽然蒋国柱没有反对，但周培公看不下去了。双方会谈前已经说好，除了周培公这个中立人士外，不让任何一方的下属和幕僚参与，这既是为了保密也是为了平衡。现在江宁巡抚明显不在状态，周培公觉得他有必要出来说一句公道话，以保证谈判双方不会出现更多的矛盾：“下官觉得可以暂时休会，巡抚大人可以私下……”
“该来的总是要来的。”刚才听到“康熙”二字后，蒋国柱又是全身一抖，他打断了周培公，还从怀里掏出了那封林起龙的来信：“让董大人进来吧，如果本官所料不差的话，就是为了这封信中的内容来的。”
……
钟祥北方。
一队身着清军军服的骑兵开到打着红旗的军营前，为首的军官翻身下马，缓步走到明军军营前，不慌不忙地掏出一封信交给明军的卫兵，自我介绍道：“在下是武昌马军提督，奉湖广总督之命而来。”
“久仰，久仰！”
明军军官抱拳行礼，把来人领入营中。
这里是贺珍的军营。高邮湖之战的消息传到襄阳后，明军一片沸腾，在和郧阳郝摇旗几次书信往来后，贺珍就誓师出发，向武昌发起了进攻。
出兵前，贺珍和郝摇旗还联名给张长庚发出战书，在信中称张长庚为大清湖广总督先生大人阁下。以往若是贺珍、郝摇旗进攻清军，那自然是绝对不会发出任何战书，恨不得杀到城下时对方还不知道才好。就算发出战书，里面肯定也会称呼对方为虏丑、鞑子，怎么难听怎么来。
但这次进攻，本质上是要去武昌见邓名一面，贺珍和郝摇旗担心邓名没时间来汉水流域一趟，只会顺路到荆州和夷陵看看李来亨和刘体纯就直接返回奉节。二人就很客气地向张长庚申请入境许可，他们保证不会攻打张长庚的州县，见过邓名就走，绝不会在对方领地内多做停留。
使者被带到贺珍面前，以前这位马军提督还带兵和贺珍在钟祥这里厮打过好几场，把贺珍赶回了襄阳。不过钟祥是邓名和张长庚的协议边界，湖广兵占据了这里后武昌的安全也就有了保证，张长庚没有乘胜追击，而贺珍自知实力差湖广总督太多，也识趣地没有尝试夺回。
展开张长庚的回信，里面的口气也相当客气，大清的湖广总督不但给两位大明国公回信了，而且也没有流寇、闯贼的乱骂一气，同样称他们为先生，并答应了明军的入境要求。当然，张长庚已经向北京报告了明军的入寇行动，这位送信的马军提督就是湖广总督的剿匪总指挥，全权负责抵御贺珍和郝摇旗的进攻。
来信上还交代了邓名的行程，张长庚表示若是一切顺利，不但贺珍，就是还没有赶到钟祥的郝摇旗也绝对来得及在武昌城下见邓名一面。
当着使者的面，贺珍按照信中的要求烧毁了来信，示意部下带武昌马军提督去检查明军的营房。
“多谢国公大人。”马军提督恭敬地躬身告退，然后在明军军官的陪同下检查了整个营地，以确认明军没有携带任何攻城设备，尤其是张长庚再三强调的火药和爆破使用的大钟。
“贵使满意了吗？”检查明军营地完毕，明军军官问道：“我是不是能去看看贵军的防御呢？”
“理所应当，理所应当。”马军提督毫不犹豫地带着明军军官去视察清军的阵地，以证明清军没有埋伏，也没有收集粮草或是集结部队。
“郝国公怎么还没有到？”陪同检查完毕，马军提督又问道。
“哦，是这样的，安东王也要去武昌一趟。”明军军官答道，安东王一直受到郝摇旗的保护，这些年总是呆在安全的竹山后方，邓名驰骋湖广时安东王曾经动过心思，但最后还是觉得前线太危险了而没有出山。
以后邓名的捷报一个接着一个传来，安东王见湖广清军畏邓名如虎，心里也颇后悔。这次高邮湖的消息传到竹山，安东王实在忍不住了，突然勇气百倍，决意去见见这个年轻宗室，顺便聊聊家常，看看能不能攀上什么关系。
“啊，有位大王要来啊。好的，我知道了，武昌会准备最好的戏班、伶人，送到贵军中，一定让大王满意而归。”马军提督知情识趣，既然不可能冒着惹怒邓名的危险对付安东王，那拍马屁就是唯一的选择。
“有劳贵军了。”明军军官连连点头。
第24节怒潮（下）
武昌。
接到钟祥的报告后，张长庚没做太多思考就下令手下预做准备，给朝廷的奏章也一挥而就。奏章的内容主要是：大明的安东王听说先皇在高邮殉国，以为有机可乘所以亲自督统湖北明军围攻武昌；与湖北明军配合的还有从下游流窜回来的巨寇邓名，气势汹汹意欲夺取武昌，把战火烧到长江的中游。
张长庚在奏章中信心十足地对朝廷保证，他已经制定了坚壁清野的政策，打算坚守钟祥等城，放开大路把明军吸引到坚固的武昌、汉阳城下，安东王和化名邓名的小福王不来则已，来了就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这番豪言壮语绝非无的放矢，张长庚自问这两年一直与邓名合作愉快，这次高邮湖一战，张长庚更是不惜血本地向明军提供了海量的弓箭和装备，他深信邓名一定会努力维持与自己的和平。湖广总督在明军中驻有联络使者，不久前使者快马加鞭赶回武昌，亲口向张长庚汇报了武昌的装备对高邮湖取胜的重要意义，同时还带回了邓名的亲口感谢——邓名对张长庚的使者称：武昌的装备在歼灭禁卫军一战中起到了无以伦比的巨大作用——这话邓名也和林起龙、蒋国柱和张朝的使者说过，不过主语换成了情报、粮秣和银子。
之前明军那边只有邓名对张长庚采用双赢政策，湖广总督和郝摇旗、贺珍则多次爆发过激战，李来亨那边虽然稍好，但气氛也一直紧张。但最近几个月来，荆州前线两军的紧张对峙气氛不断放松，这次郝摇旗和贺珍也向张长庚抛出了橄榄枝，想必等这次合作后就可以取得信任，沿着汉水进行交易了。
“邓提督真的影响了很多人啊。”想到此处，张长庚不禁感慨万千。不用说郝摇旗他们，就是张长庚本人也渐渐抛弃了势不两立、除了投降一切免谈的思维模式，而是积极展开谈判，尽量利用一切优势去赢取实际的利益；前一种思维模式张长庚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奉为金科玉律，从来没有动过一丝一毫的怀疑念头，但现在他却越来越被新的斗争模式迷住了。
虽然周培公离开了武昌，但始终定时给湖广总督来信，一开始张长庚看到江西给这个得力手下布政使衔时并没有太放在心上，在他看来这不过是南昌在向自己示好；听说蒋国柱大开中门迎接周培公，并把江南布政使大印相授时，张长庚也只是付之一笑，并为两江竞相巴结自己而沾沾自喜。
但随后周培公发挥出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高邮湖一战前后周培公四下奔走，成为督抚之间沟通的桥梁，保证他们没有发生严重的误会，让几个狐疑不决的东南督抚能够紧紧团结在一起。而在这一仗后，整个东南密谋集团都承认周培公是邓名问题专家，是当之无愧的通邓第一人。
前些日子周培公来信说，他又要帮助江宁巡抚和江西巡抚进行什么会谈，周培公表现得越是出色，张长庚就越是不安，最近看到两江和漕运总督衙门为周培公请功时，张长庚已经再也做不到一笑置之了。他隐隐感到两江的督抚想挖自己的墙角，而周培公的功绩似乎也不是一个武昌知府足以酬劳的了。这两个月，两江衙门付给张长庚租费的时候非常痛快，蒋国柱甚至还说要预付两个月的银子，看来他是不想把周培公还给湖广了啊。
虽然眼下和邓名的合作还算愉快，但张长庚知道和平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现在他已经把湖广看作自己的基业，和之前那种任期期满、一走了之的心态完全不同了；那时张长庚不在乎邓名会不会在五年后来攻打湖广，但现在他根本不打算把湖广拱手让人，更知道这个职务已经成了自己的保命符。
不过邓名在统一四川之前，对张长庚的威胁还是微乎其微的，这点从邓名帮助他约束虁东众将中就可以看出来；现在相比远在成都的川军，对张长庚威胁更大的是贵州的吴三桂，由于朝廷已经完全无力支援西南，吴三桂的怨气日甚一日，高邮湖惨败的消息传遍天下后，吴三桂更试探性地提出率军回援江南的建议。
朝廷当然不可能允许汉人藩王进入江南，这点张长庚断定吴三桂也是心知肚明，所以吴三桂的提议不过是一个讨价还价的姿态，从中张长庚看到了吴三桂对湖广的野心。就算吴三桂拿不到湖南的地盘，也可能迫使朝廷同意让湖广给贵州大量的协饷——这笔钱张长庚宁可用来加强自己的实力，也不愿意用来饲养身边的猛虎。
环顾四周，张长庚发现他似乎只能指望邓名的协助，如果邓名能够支援云南李定国，牵制吴三桂的主要兵力的话，张长庚也就更有把握应付吴三桂的勒索和威胁。
“我需要邓名去对付李国英，还需要他帮助李定国牵制吴三桂，可要他做这些事势必又受到他的讹诈；如果邓名迅速统一四川对我也没有好处，他水师强大，势必会开始进军湖广。唉，真是左右为难。”在这个时候，张长庚越发感到周培公的重要性，他把一封奏章在手中看了又看，最后下定了决心：“明日就把它给朝廷送去。”
在这份奏章里，张长庚保举周培公为湖北布政使、兼领湖南布政使衔，全权负责筹集粮草，巩固江防、围剿湖北贼寇：“不就是布政使么？我也拿得出来，而且还是两个，将来我还可以拿出巡抚职务来。”
巡抚是张长庚能够拿得出的最大筹码了，他暂时还不打算给周培公，免得对方就此失去了干劲。
……
北京。
鳌拜这些天称得上是焦头烂额，谣言日盛一日，随着“康熙”事件爆发，之前对江南官场的怀疑顿时烟消云散，现在众口一词，都认定朝廷高层中有邓名的合作者，正是此人向邓名出卖了皇帝的行踪，一手导演了高邮湖之战。而怀疑的对象直指几位辅政大臣，索尼和鳌拜承受了最多的怀疑的火力。
虽说鳌拜是这个谣言的受害者，但他本人现在也深信朝廷重臣中确实有人与邓名私通款曲，因为非如此不足以解释邓名为何会知道“康熙”这个年号。
一开始鳌拜最怀疑的是索尼，因为那些参与会议的汉臣只是荣誉性质，他们没有发言权，邓名用不着下功夫去勾结那些没有什么用处的“摆设”。至于苏克哈萨，外界或许认为这个两白旗的人很可疑，而且有动机勾结邓名出卖皇太极的儿子，但鳌拜作为深知内情的重臣，完全清楚这个人就是一颗墙头草，而且在议事会议上无条件地支持索尼。
不过鳌拜琢磨得头疼，也想不出索尼出卖先皇的动机，即使邓名是搏果尔的传言为真，索尼也不能从邓名那里得到更多的好处，他已经从顺治那里得到了一个奴才能够得到的最高地位。这样算起来，就是鳌拜都比索尼更有理由勾结邓名——也许博果尔会信任他，把他从福临的第二心腹奴才提升为博果尔的第一心腹奴才，但是鳌拜还没有蠢到这个地步。
在最初的震惊过后，鳌拜不能不开始思考邓名为何要把这个消息透露给禁卫军的俘虏们。很显然，若是邓名真的在辅政大臣中有一个内应，那他一定会竭力保护而不会故意将他暴露。反过来说，邓名是在有意地误导朝廷，试图让朝廷相信叛徒就是辅政大臣中的一个，从而掩护那个真正的内应。
和鳌拜相同，索尼现在也有了类似的推测，他甚至进一步猜测邓名可能从不同的渠道获得了皇帝的行踪和新帝的年号。除了那个出卖皇帝的叛徒外，邓名通过另外的方法实现了“康熙”这个年号，比如是索尼、鳌拜的某个师爷幕僚——这些人在康熙这个年号的确定上都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些参与讨论的汉人大臣也或多或少地施加了一些影响。
这个猜测虽然听上去有道理，不过还是解释不了邓名为何要放出这个风声，如果索尼或者鳌拜的某个幕僚是邓名的人，那绝对是邓名宝贵的财富，他没有道理冒着细作暴露的风险向禁卫军炫耀自己的能力——把这样珍贵的情报来源浪费在年号问题上，实在太过儿戏了。
这些天鳌拜和索尼苦苦思索着邓名的意图，试图找出他隐藏着的惊天阴谋，甚至还不敢和幕僚们商议，以免受到那个“细作”的误导。要是他们知道邓名不过是一时兴起，绝对会气炸了肺。
尽管怀疑自己的幕僚，但鳌拜还是没有轻易地进行任何清洗，因为清洗自己的幕僚，就等于向众人宣布自己有泄露机密的责任，势必要为先皇的驾崩负责，这是鳌拜绝对不想承担、也根本承担不起的责任。
今天又将召开御前会议，几个辅政大臣隔着远远地站着，警惕地保持着距离，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再没有人象以前那样走到其他人身边低声说话。汉人臣子则躲在更远的地方，同样是一个个孤零零地，直到他们被太皇太后派来的御前侍卫召去。
第25节骇浪（上）
大臣们鱼贯而入，进殿见了皇帝和太皇太后，行礼完毕以后一个个都低着头闷不吭声，等着别人先开口。
“康熙”案的爆发彻底改变了御前会议的气氛，原本那些汉臣都铆着一股劲想在太皇太后面前露个脸，但现在都远远地躲着，辅政大臣哼哼哈哈的全都是一幅没担当的模样。
本来被太皇太后寄予重望的鳌拜，这两天也没什么劲头了。康亲王、安庆王一开始集中火力在索尼身上，当这个首席保皇党哑巴了以后，亲王党的火力立刻转向鳌拜。原本北京的旗人对索尼的怀疑最大，大家都说“康熙”这两个字是索尼先拿出来的，但安亲王居然主动替索尼解围，说“康”字是鳌拜先提出来的。
安亲王这一句话劈头盖脸地砸下来，可是把鳌拜砸得不轻，每次想到这里鳌拜就气不打一处来：“当初我手下的幕僚想出来的年号有好几个，其中排名第三的年号是有个康字，但那也是‘康德’不是‘康熙’啊！”
在亲王党的诱导和暗示下，现在对鳌拜的轰击已经开始超过索尼了。以前一直声称是汉人走漏消息的亲王党，现在开始在旗人中“谨慎地怀疑”可能是重臣的幕僚、仆人甚至是家人泄露了情报——就算这个说法成立，害死先皇的连带责任也足够让重臣找绳子上吊了，这正是鳌拜无论如何也不肯在家中进行排查的原因。
现在重臣集团不但不能排查细作，反倒要一口咬定“康熙”案是谣传，邓名根本不是这个意思。重臣集团一定要拼死撑下去，年号更是不能改，只要撑到皇帝成年、邓名被剿灭的那一天，这件事在史书上也就成为悬案了。
“关于禁海一事，爱卿们有何意见？”国家还需要运转，战争也要继续下去，今天太皇太后召集保皇派来商议的重点，不是如何反击亲王派，而是确定下一步的战略和国策。
“这个时候索尼一定得说句公道话了。”鳌拜在心里默默地念叨着。顺治对黄梧的禁海策略很有兴趣，顺治谈到此事时，索尼和鳌拜都觉得虽然禁海造成的损失可能大些，但只要郑成功同样受损失就可以接受。各地督抚对此也没有太多的异议，尤其是西北大员更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东南各个督抚的考虑主要集中在停止海贸以后对藩库的影响上，不过藩库一直是由中央户部直接管辖，两江、湖广和福建因为战事紧急，户部曾经临时把管理权交给总督衙门，但迟早户部还是要收回的。所以东南的督抚不能以此为借口减少田赋的上缴，他们对藩库也称不上有多么关心，反对声并不算大。基本上，执行禁海已经是顺治确定的政策，只差最后颁布诏书，开始执行了。
但现在形势已经和那时完全不同了，邓名对东南的骚扰是如此的频繁和长期化，已经可以视为入侵和争夺了，郑成功的压力也迟迟不能消除，两江、福建藩库重新收归户部控制的日子遥遥无期。如果禁海势必会给东南的督抚造成影响，到时候他们拒绝如数上缴赋税也就有了充足的理由。
而且顺治和大臣们那时也没有想到漕运会受到川军的威胁，如果漕运受到严重威胁，清廷可以考虑通过海运来把东南的粮食和银子送到北方——当年崇祯曾经想过这么做，但因为运河上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而不得已作罢。但清廷和明朝不同，如果漕运效率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他们没有必要去进行太大的改革；如果邓名对漕运的威胁极大，为了维持漕运清廷要付出太大的代价的话，清廷可以转漕运为海运。相比崇祯的大明，现在的北京朝廷拥有更高的行动能力，漕运改革的阻力也更小。如果现在清廷坚持禁海，自行烧毁海船、破坏海运码头并且停止制造新船的话，将来万一漕运再受到威胁，清廷就没有备选的方案，而只能不惜一切代价地维持漕运。
“奴才无异议。”索尼慢慢吞吞地答道。
“太没担当了。”此时不止鳌拜，其他的辅政大臣以及参与御前会议的汉臣们心里同时冒出了这个念头。
索尼同意禁海很明显是出于他的个人利益，如果没有“康熙”一案，索尼或许敢于出面否决先皇的既定政策，但现在索尼断然没有这个胆量。
就在不久前，两江和闽浙督抚都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上奏章赞同禁海。很显然这四省的官员看到高邮湖之战后朝廷暂时无法收回藩库，而四省官员可以利用禁海谋利，除了走私以外，查抄海商的家产、迁居百姓无疑也是件有利可图的事情。到时候谁是海商谁不是海商，迁移地点多一里还是少一里，都是地方官府和胥吏说了算，这无疑是个敲诈勒索的好机会。
运河沿途的官员们也赞成禁海，这就会让漕运的潜在竞争者胎死腹中，既然漕运是朝廷唯一的和不可替代的大动脉，将来朝廷势必会向其中投入更多的资源。现在每年漕运的时候，从扬州到北京，三千里水路的沿途官府都会靠着走私、夹带和查抄大赚一笔。这些利益和漕运密切相关的官员同样在京师有广泛的人脉，就是辅政大臣家里，也常常有这些官员派来的送礼使者。
“辜负圣恩啊！将来你如何去地下见先皇？”对索尼的不作为，鳌拜心里感到非常的气愤，无疑，带头要求朝廷重新考虑禁海，会得罪很多的官员，来府上送礼的使者也会大减，但鳌拜认为，索尼作为辅政大臣之首、先皇的第一心腹，理应为了皇家的利益而做出一定的牺牲。
“鳌拜你呢？”太皇太后的目光转到了鳌拜的身上。
“奴才无异议！”鳌拜飞快地答道。康熙一案爆发后，他还曾天真地以为索尼会是政敌们的主攻目标，自己不但自保有余，还能帮助首席辅政大臣说两句公道话。但很快鳌拜就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了，安亲王岳乐亲自出场，帮着索尼洗脱嫌疑，把众人的怀疑视线往鳌拜身上引。而康亲王杰书具有类似爱新觉罗家的族长一样的地位，他高调地称赞了一次索尼的功劳，表示相信索尼谨小慎微，情报应该不是从他的府上泄露出去的——但杰书可没有这么评价过鳌拜，反倒有一些不怀好意的暗示。
这时鳌拜才猛然记起，在多尔衮死了以后，索尼没有把女儿送进宫伺候先皇，反倒送了一个女儿给岳乐做侧福晋——索尼作为爱新觉罗家的奴才，送女儿去亲王家当小妾实属正常，但鳌拜当时觉得索尼这件事做得有点丢脸，毕竟他们已经不是普通的奴才了，而是皇帝面前的重臣。索尼说话可能比岳乐还能够入皇帝的耳，这个时候不但不把女儿捧上皇后的宝座，还紧巴巴地送去给亲王当妾就有点太贬低自己了，比如他鳌拜就断然不做这种事。
不过看起来亲王们显然很欣赏索尼的这种行为，而且索尼的女儿在岳乐那里也算受宠。鳌拜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作为一个侧福晋，嫁过去八年居然生了六个孩子，现在又怀上了一个。这样看起来，弄不好将来岳乐还真会搞点事端出来，让索尼的外孙成为他的亲王王位继承人。
索尼作为首席辅政大臣，一开始肯定会受到亲王们的重点攻击，但当索尼迅速闭嘴后，杰书、岳乐也不穷追猛打；反倒是鳌拜这个排名第二的辅政大臣，遭到亲王党铺天盖地的攻击。现在鳌拜已经快支撑不住了，他绝不会跳出去再得罪一大帮人。
“亏你们也是两黄旗的。”听到索尼、鳌拜的回答后，苏克萨哈对他们两个除了鄙视还是鄙视。由于苏克萨哈的尴尬地位，他受到的攻击也不少，有很多人都在怀疑是这个两白旗的家伙出卖了先皇。但苏克萨哈很清楚自己是清白的，他估计叛徒多半就是索尼和鳌拜这两个人中的一个。苏克萨哈现在对这二人的感觉，与邓名前世的一个小品很类似：没想到啊，没想到，索尼、鳌拜你们两个浓眉大眼的，居然也当了叛徒啊。（向陈佩斯先生致敬）
“果然其中有叛徒，甚至可能都是叛徒，现在禁海未必有好处，怎么也应该推延一下，至少也要看清了利弊才能决定啊。”苏克萨哈心里正想着，看见太皇太后的目光已经投到了自己的脸上，急忙躬身道：“奴才无异议！当从速进行。”
苏克萨哈以两白旗的身份跻身辅政大臣的行列已经很尴尬了，两黄旗没把他当自己人看，两白旗中也有不少人视他为叛徒，他因为参与了几次重要的御前会议而受到怀疑，如果太皇太后被逼无奈一定要抛个替罪羊出去的话，苏克萨哈怀疑自己中选的几率很大——他绝不去做阻扰禁海令的带头大哥。
排名第四的遏必隆一直为自己没有能够及时赶回北京而暗暗高兴，虽然总有些不知内情的人把他也当成嫌疑分子，但大多数八旗的眼睛还是雪亮的，知道御前会议的时候遏必隆还在外地。
“奴才无异议！禁海势在必行！”遏必隆恭敬地说道。现在索尼和鳌拜不知哪一个会当上首席箭靶，鳌拜似乎以微弱优势领先但还没有拉开距离，苏克萨哈紧随其后。遏必隆的形势非常有利，他是辅政大臣中最不引人瞩目的——这个好势头要继续保持下去，不要出风头也不要去吸引仇恨，只要不犯错就不会中箭太多。
四位辅政大臣表态以后轮到了汉人，汉人当然更不会有丝毫的异议。四位辅政大臣挨上几支箭不当回事，汉臣可不行啊，一定得远远地躲在边上，别说被火力攻击了，只要误中流矢都能一命呜呼。
第25节骇浪（下）
见大家都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实行禁海令的决议也就此确定下来。这件事太皇太后觉得也不坏，起码可以节省下来不少重建水师的军费，朝廷可以拿这笔钱继续加强最重要的陆军。江南官场嚷嚷着要收厘金，对此朝廷也找不出反对的借口。
清廷统治者归根到底是人数不多的小民族，无法随时补充他们需要的人力，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汉人抬旗。而现在旗人的身份很值钱，朝廷也不愿意随便乱给。清廷入关以来一直就是依仗汉人去打汉人，现在朝廷不但无法向湖广、两江提供兵力，还要从那里继续征收粮草，所以督抚都是眼下用得着的人，至少他们没要求封王，只要江南各省还能向北京供应粮草和赋税，朝廷觉得也只好暂时放权给他们。
“以微臣之见，当务之急是重建山东和河南的绿营，将来若是东南有警，可以从这两个地方派兵去增援。”既然禁海以后能节省一部分开支，接下来就要讨论这笔钱应该如何花了，孙廷铨指出这些年来虽然战事不断，但朝廷一直努力把钱粮从地方的藩库运到京师，现在国库里积蓄的物资大概足够国家三年所用；前不久达素报告朝廷，他听说郑成功已经死了，先皇要求他们剿灭郑成功的目的已经实现，或者说无法完成，因此要求返回京师。在场的大臣们都知道郑成功多半没有死，但达素已经把河南和山东的绿影丢了个精光，不返回京师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孙廷铨主张增多向山东和河南的拨款，以尽快恢复这两省的绿营实力，将来无论是支援湖北还是协防两江，朝廷都不会陷入无兵可用的窘境。
大臣们讨论了一番拨款的数量，也把这件事确定下来。至于达素，还是让他再在福建呆几天，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悄悄带着剩下的一、两千满洲八旗返回便是。
“还有一件事，”大部分简单的问题都处理完毕后，太皇太后终于拿出了最棘手的问题：“康亲王他们说应该速派大军，进入四川剿灭邓贼，为先帝报仇，你们怎么看？”
现在太皇太后当然把邓名恨之入骨，恨不得立刻就能把他碎尸万段，但四川实在太遥远了，物资转运相当不便。在之前的御前会议上，大家就曾对未来两年的战略达成了共识，那就是静以观变，不因怒兴兵——现在明军的气势已经上来了，和李定国当年的情况有些类似，当时洪承畴给清廷的建议就是稳固防守，甚至可以放弃一片领土，让明军欲战而不得一战，等到清军从战败的阴影中恢复过来，大家也渐渐淡忘了明军的胜利，然后再与其交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