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希望能再次见到他，跟他说说话，但又不希望那一天会到来。
第四章
受害人
第四章
受害人
第四章
受害人
上一次来殡仪馆已经是三年前，师父被火化的那天。冷小兵站在灵堂外，看着黑压压的人群，第一次产生了失重感，就仿佛他参加的不是一场葬礼，而是坐上了一架失控的电梯，不停坠落，深不见底。味道还是熟悉的味道，焦灼而混乱。他皱了皱鼻子，跟着殡仪馆的工作人员，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上有失去了至亲或朋友后伤心欲绝的人，大哭和啜泣交替响起。走廊尽头是存放骨灰盒的地方，暂时寄存和被人遗忘的灵魂混聚在一起，不分你我。工作人员开玩笑说，这里晚上比较热闹。
“鬼都是话唠，因为鬼话连篇嘛，”工作人员为自已的蹩脚的而开怀大笑，他喜欢热闹，也喜欢他的工作，周围的悲伤与他无关：“你要找谁的骨灰？”
“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只知道她是个女孩，1990年被放到这儿的……”
“1990年，那可是老鬼了，那句话说的没错，老鬼从来不迷路。”
“什么……”
“因为老鬼识途啊，”工作人员再次大笑起来，继续享受他拙劣的玩笑：“瞧瞧，你不是来找她了，表面上看是你来找她，实际上是她找到了你，我说的对吗？”
安定医院的病例不见了，没有人知道死去的女孩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又是谁把她送到了精神病院，更没有人来认领她的骨灰。冷小兵手头目前掌握的线索少的可怜，即便是这样，他依旧可以做出可靠度极高的推测，女孩的死是整个白川案的起点，而沈海洋很可能就是那个连环杀人犯。首先从时间上来看，在女孩出事之后第二年，发生了韩秀的案子——也就是目前警方所掌握的首案；其次是女孩的死亡方式，涉及到麻醉药和肌松类药物，实施手术的主刀医生沈海洋很有可能受到这次医疗事故的刺激，形成了他病态的杀人手法；然后是安定医院库房里丢失的药物，近水楼台先得月，沈海洋可以轻而易举拿到别人不太容易得到的作案工具；他是医生，知道如何妥善而长期地保存麻醉药；最后是沈海洋失踪的时间，刚好跟白川案停止的时间相吻合，这绝不是巧合就可以一笔带过的解释。
工作人员带着冷小兵走到了贴有“二室十七架”的骨灰架前，他们沿着一排排骨灰盒搜寻着，最终在最下一层找到女孩的骨灰盒：“这个区域的骨灰都是没人认领的，殡仪馆就是他们最后的归宿，不过，这几年孤魂野鬼越来越多了，好多都联系不到家人，这儿都快放不下了，民政局打算把这些没人认领的骨灰公葬到一个地方，建公葬墙供人祭奠，这些可怜人，生前就不容易，死了又被人抛弃。有了公葬的墓地，孤魂野鬼们就能聚在一起作伴，热热闹闹不挺好。”
“你能确定她就是我要找的人吗？”冷小兵蹲在角落，用手机照亮玻璃柜门，看到里面的骨灰盒上并没有贴任何标签，不禁有些怀疑。
“登记本上是这么写的，”工作人员拿起挂在柜子前方的册子翻阅着，久未有人触碰的册子上，灰尘飞舞：“1990年12月4日，安定医院委托保管，女，19岁。”
登记本上没有记录女孩的名字和籍贯，不知道是疏忽大意还是被人有意模糊掉了。
冷小兵接过来翻了翻，问工作人员：“殡仪馆有没有留下她的头发，指甲或是衣物之类的东西？我听说有些地方，会留下死者身上的一些东西或是遗物，以备将来……”
“做dnA比对？”工作人员面带讥笑，差一点就脱口而出，哥们，三十年前哪有人会想到这种事儿，你们警察也不知道现在破案要靠dnA这种高科技吧。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把头发或是遗物留下，以备将来有人寻找，可以将这些东西取回去，安葬在祖坟旁边，这是一种风俗，叫附葬，”冷小兵解释道。
“就算有遗物，也是家属自已决定和保存的，殡仪馆可不管这些闲事儿。”
冷小兵将骨灰盒放回了角落的隔间，拍下登记册上的信息，离开了殡仪馆。临走的时候，他掏出两百块钱递给工作人员，让他买束花，放在她身边，就仿佛这一举动能给她点安慰，亦或者，他只是要提醒自已，不要对白川案麻木不仁。
回到办公室之后，冷小兵打开内网试图查找女孩身份，1990年去世，19岁，倒推回去，女孩出生于1971年，连个详细的出生日期都没有，如果检索每一个1971年出生，1988年被送到精神病院，1990年冬天死亡的女孩，那将是海量的数据，更何况，七、八十年代的旧数据大部分没有录入内网，就算他想查也没得查。看着空白的电脑屏幕，冷小兵郁闷地叹了口气。又是一条断头线索。他兴匆匆地点燃了一根导火索，最后却发现那只是一根导火索而已，后面并没有任何可供引爆的东西。
夏木推门进来，把签过字并且盖了医院公章的《调取证物通知书》回执递了过去。看到沈雨的名字，冷小兵陷入了沉思，他知道这条线索是他最后的希望。沈雨对父亲不可能一无所知，他手把手把她拉扯大，他们在同一屋檐下共同生活了十五年，就算他隐藏的再好，也不可能完全骗过身边的人，尤其是他的亲生女儿，一定会留下些蛛丝马迹。只不过，沈雨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她的父亲是恶魔，一旦意识到，那些散落在她记忆里的看似微不足道的生活细节都会重新被挖掘出来，具有新的意义，对警方而言则是至关重要的破案线索。
他没得选，必须把他查到的线索和最后的推断告诉沈雨，这是唯一的办法。沈雨是最了解沈海洋的人，他必须拿到她的口供，依靠她来找到沈海洋。他没得选。他不断重复这一想法，想要说服自已。但，他知道这将会是一件何等残忍的事儿，一旦说出口，就会把沈雨的生活给毁掉。如果沈雨不知情，那她就只是一个失去了父爱的普通人，一旦知道真相，沈雨就会变成连环杀手的女儿——某种意义上说，她跟他，还有夏木一样，都是白川案的受害人——做为被害人家属以及警察的受害人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但做为连环杀手女儿的受害人，却不具备道德上的正当性。她身体里流着他的血，而血缘是有情感的。他想象着沈雨得到这个消息后的遭遇，会自责，会内疚，会精神崩塌，若是最后上了法庭，他免不了要劝她出庭作证，指认父亲是杀人犯，即便是不公开审理，也会有无孔不入的小道消息传出去，她是连环杀人犯的后代这一身份将会被更多的人所熟知，被陌生人谴责，被愤怒的人殴打，被当做替罪羊而辱骂，就像那些罪行是由她亲手所犯下，应由她承担全部的罪恶。她的生活会随着真相的彻底揭开而满目疮痍。
他真的没得选吗？他真决定告诉她真相，毁掉她的生活吗？他暗暗问自已。
“你没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吗？”夏木敲了敲桌子，提醒他。
“什么？”冷小兵回过神来，不安地看着夏木。
“那个公用电话的机主徐英平的家庭住址，你不是答应帮我找吗？”
冷小兵松了口气，昨晚上喝了不少，是夏木送他回的家，他生怕自已说了什么不该说的醉话。还好，没有：“我现在就帮你问，很快……”冷小兵拿起电话，问了几个人之后，在便签上写下一个地址，撕下来递给了夏木：“你好好查，我，我等你的好消息。”
冷小兵的语气有些敷衍，他知道公用电话查下去，只会是一条新的断头路，那些路他都曾经走过。但，在没有确凿证据证明沈海洋就是凶手之前，他还不能让夏木知道沈海洋这条线索。他担心夏木指导会去立刻去找沈雨，不惜严刑逼供，也要让沈雨说出沈海洋的下落。现在还不是时候，他必须把他支出去做点无用功，调查徐英平正是最好的办法。
夏木没有发觉冷小兵的异常，拿着纸条，离开了办公室。
关门声响起之后不久，冷小兵也站起身，离开了办公室。他打算立刻去见沈雨，就约在万达广场的星巴克——那里曾经是其中一个案发现场——他想用这种方式来刺激自已以坚定“没得选”的信念。临出门前，他特意打开柜子，找出了警帽，从上面扣下了警徽。他用力握着警徽，以金属的尖锐和冰冷刺痛自已，以提醒自已不要对沈雨有任何同情心，更不要把她当成受害人家属。她是掌握重要线索的证人，必须利用她找到白川案的凶手。
2
“请问，徐英平先生在家吗？”夏木拎着一兜水果，站在门口大声问。
那是一个堆满杂物的门口，两旁的空矿泉水瓶，压扁的易拉罐和纸箱码成了小山，将门围住，让这个单元楼里的住宅变成了穴居的山洞。不知何年何月从何处渗进来的水，洇湿了这堆杂物，在底部形成了一片发黑的霉斑，散发着酸腐的味道。门后面传来巨大的电视剧对白，即便隔着一道门，依然能够清楚地感受到屏幕内的矫揉造作。
夏木只得更加大声地喊叫，以压住电视剧的对白：“请问……”
“谁啊，”拖沓的脚步声紧接着不耐烦的喊声走来。
“我是警察……”
“妈的，又是谁投诉我了，”电视声音骤然小了许多，屋内的人打开了门，透过半脸宽的缝隙敌视着夏木：“我年龄大了，耳背，不开大点声听不见，是不是楼上那王八蛋投诉的，说我太吵了，还是说我占了公共过道？”
“您误会了，我不是派出所的，不管投诉的事儿……”
门后的人用更加疑惑的眼神看着他，夏木慌忙拿出了警校的学生证。
“我叫夏木，夏金兰的儿子，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
“夏金兰的儿子？”他接过学生证看了看。
夏木点了点头，印象中的中年人佝偻着腰，头发全白，老态龙钟。
“以前您在印刷厂家属们对面开了个书报摊，我们家就住对面的2单元楼。”
“你不是搬走了吗？我记得，你那时候只有这么点。”徐英平比划了一下。3908
“八岁，跟我姥爷搬到东北新安林场去了。”
“都这么大了，”徐英平把学生证递给夏木，依旧没有敞开门。
“我现在在白川市刑警队实习，过来看看您，”夏木晃了晃手中的水果，“能进去说吗？这都是给您的，拎着怪沉的，我给您放屋里。”
徐英平见夏木带着上门礼，这才打开了门，把他让了进来。
“你妈妈是个好人，以前经常照顾我生意，有时候你们家包了饺子，她还会拿一饭盒让我尝尝，可惜，好人命都不好，就像我一样，”徐英平一边说着，一边调高了电视机音量，重新投入到虚假的世界里。
夏木侧目打量着屋内，这是一套典型的回迁房，面积很大，但布局和朝向不好，廉价的白瓷砖，廉价的深红色板材家具，被泡过水的墙壁鼓着一些空包，廉价的玻璃茶几，轻轻一碰就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仿佛随时都会散架，阳台上同样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杂物，准确的说是待卖的废品。废品遮住了窗户的一部分，令屋内光线黯淡，昏昏沉沉的。墙上挂着一些合影，老夫妇俩的，也有三世同堂，不过，这间屋内却没有他人生活的痕迹，透着独居老人的气息和凌乱。
“我儿子和儿媳都搬到深圳去了，那边房价太贵，我卖了两套房才够他们付个首付，前两天还撺掇着让我卖了这仅剩的一套房，跟他们一家三口过日子，说是要好好孝顺我，让我去海边养老，呸，还不是惦记我这点棺材本，”电视里也正在上演类似的剧情，徐英平跟着一块儿骂起了自已的儿子：“没出息，啃老族，我才不会上当，我死也要死在我自已的房里，客死他乡算怎么一回事。”
夏木见徐英平只顾抱怨，只好强行打断了他：“我今天来是有件事儿想请您帮忙……”
“我老伴就是被我那不孝的儿子给气死的，我看我迟早也得被他们气死。”
夏木拿起遥控器，关掉了电视：“徐伯伯，有件事，我想请您帮个忙。”
“事儿？什么事儿？”
“我们刑警队正在查当年那个案子，白川案……”
“该跟警察说的，我都说了，说了十几二十遍了，嘴都起茧子了。”
“我想让您帮我打一份通话清单……”
“什么？”徐英平一脸疑惑地看着夏木。
“当年那个公用电话的通话记录，您去电信局跟他们申请一下。”
“你一说这个，我想起来了，那电话被你们刑警队的人给弄坏了，”徐英平一边嘟囔着，一边朝背阴面的次卧走去，夏木见他没头没脑的絮叨，只好跟了过去。徐英平推开次卧的门，打开了屋内的灯，只见里面同样满满当当堆满了破烂，烂桌破凳，废纸片塑料瓶，简直是个垃圾的海洋，中间留着条狭窄的仅供一人通过的道路。徐英平颤颤巍巍在破烂中翻找着，夏木生怕上面的纸箱掉下来，砸中他，只好垫脚伸手，扶着高空的东西。不一会儿，徐英平从里面抽出一个纸盒子，吹了吹上面的灰：“你妈妈出事那天，俩警察拿着小毛刷，沾着黑粉末，在我这电话上刷来刷去……”
“采指纹？”
“对，就是弄指头上的纹儿，把电话都给弄坏了，”徐英平斤斤计较道：“他们抠完之后，这电话就不能打了，我去找人修也没修好，人家说电路板烧坏了，修不好，准是那俩警察给我弄坏的。我去跟他们说理，他们还不认账，也不给我赔，真是倒霉。”
夏木接过纸盒，打开，看到里面放着一部老式电话，液晶屏已经碎了，机身和听筒表面的塑料也被压出了裂纹，一碰就要散成零件的样子。
“没关系，我给您赔，您看多少钱，我微信转给您……”
“我没微信，有钱吗，给我五十就行，都是熟人，我就不计较了。”
夏木掏出钱包，拿出了两百块钱。看到钱，徐英平立即两眼放光，急不可耐地伸手去拿。夏木却收回了手，没让他得逞：“这钱我可以都给您，不过，您得拿着身份证跟我去一趟电信局，把通话清单打一份。”
“不用去，我现在就给你找……”见到钱之后，徐英平的动作一下子麻溜了许多，只见他一头钻到了垃圾堆里，如同一只灵活的耗子一样蠕动着。片刻，从不知道什么角落拿出一叠东西，扔给了夏木，荡起陈年旧月的灰尘：“公用电话是电信局的人上门给安的，每个月都会送通话清单，你也看见了，我这人不爱扔东西，破破烂烂全都留下了，万一有啥用呢，看看，是不是你要的？”
夏木翻开那叠东西，看到上面一串串的通话记录，每一条都详细记录着通话时长，通话时间以及呼入呼出等基本信息，一阵欣喜。
徐英平则一把抓过两百块钱，塞给他一个破塑料带，生怕他反悔不给钱。
夏木用破塑料带拎着电话机和通话记录离开了徐英平家，但并没有立刻返回警队，而是去了一趟电脑城，他想在收售手机的小店里买张不记名的电话卡。将来万一查到什么线索，用不记名的卡不容易被反查到，不会暴露他的身份。不过，令他意外的是，电脑城的小商贩全都表示，现在都是实名登记，没有不记名的卡，没有身份证办不了，并且用闪烁不安的目光看着他。
“你这样，没有人会卖给你卡的，”地上蹲着一个四十岁左右地中海秃顶的大叔，他的手里拿着红色的牌子，歪歪扭扭写着高价回收旧手机旧电脑。
“什么？”夏木望着周围，视线里只有秃头大叔一位。
“我说，没有人会把卡卖给你的，因为他们都知道你的身份，他们怕被抓。你是个警察，对吗？看你表情，就知道我猜的准没错。”
夏木愣了一下，他以为大家都把他当成坏人才警惕，却没想到却是因为暴露身份。
“你从哪儿看出来的……”
“一切，走路的姿势，说话的语气，你目光很坚定，无所畏惧，”说着，秃头大叔哈哈大笑了起来：“买不记名电话卡的人都是准备干见不得人的事儿，偷情，嫖娼，赌博，讨债，诈骗，绑票，甚至是买凶杀人，吸毒贩毒之类，所以他们总是鬼鬼祟祟，小心翼翼，有时候还带着口罩和帽子，生怕被别人记住他们的脸，但经验老练的店主会一眼认出他们，就像对暗号一样，你看你，说话那么大声，问的光明磊落，一点也不掩饰，理直气壮，哪像个坏人？就差脑门上贴个警徽了，你呀，不光是个警察，而且还是个初出茅庐的新手。”
“可以啊，全对，”夏木也跟着大叔哈哈大笑起来：“你有什么建议？”
“我可以帮你问问，不过，只能弄到记名的电话卡，”见夏木有些困惑，脱发大叔解释道：“有很多人在身无分文的时候，会出卖自已的身份信息，换点口粮；这算不上违法，也算不上合法，可以理解为，一个人不小心掉了身份证，被他人捡起来，用做了别的用途……”
“有人会出卖身份信息？”
“对，什么都可以卖，实名登记的电话卡，微信，qq号，还可以绑定银行卡和支付宝，”大叔停顿了片刻，斟酌词句道：“这些都是我听人说的，你就当听个故事，”大叔指了指对面的一幢高楼，神秘兮兮地继续：“看见没有，对面就是高新技术开发区的火炬楼，三十七层层高，将近一百米，曾经有一人从上面跳下来了，摔得稀碎，就是因为出卖身份信息……”
“这么严重？”
“他卖的是‘法人’身份，又叫‘做法人’，有些人要做见不得人的生意，比如非法集资，非法骗贷之类，就需要办一个公司，为了在事发之后洗的一干二净，他们就会去市场上买一个没有违法犯罪记录的干净身份来‘做法人’，一个月只要付卖身份的人三千块钱，比贩卖人口还便宜。他们用买来的‘法人’身份进行登记，注册，开户，申请贷款或者集资，等钱全部转移到自已手里之后，就会在一夜之间消失不见，留下‘法人’来替他们背债，顶罪；跳楼那哥们就是个极品，据说他死的时候，名下有二十几家公司，遍布全国各地，欠款有上千万，那二十几家公司，他连名字都叫不上，活该。”
“难道他不知道，这会害死他吗？”
“就算知道，他也还是会这么去做，有的人就是喜欢赌命，这是人的本能。”
夏木眼前忽然浮现起了《神经漫游者》里的片段，数据化的社会里，肉身不再重要，每个人都不过是一串没有分量的数据，灵魂也不再重要，只需一个接口，就能输入输出。人和人之间，再也没有面对面的交谈，没有身体与身体的碰撞，没有欢愉的颤栗，没有拥抱、接吻和做爱，而是代之以密密麻麻的数据线。黑色的、白色的、银色的、红色的、无形的、各种各样的数据线交织成了一张网，人们被困在网中，生生死死，爱恨离别，无法挣脱。
“考虑的怎么样，要号吗？”脱发大叔把夏木从想象拉回到了现实中。
夏木忙摇了摇头，盗用别人生命的联想让他产生了负罪感。
“还有更简单的办法，用虚拟号码，如果有人倒查，只会找到一张不存在的照片或是一个来自格陵兰岛的lP地址，不会查到你，”脱发大叔捋了捋地中海上稀疏的头发，不容置疑地说道：“你得多掏点钱，两百，怎么样？”
“我要虚拟号码，”夏木掏出两百块钱，递给了脱发大叔。
3
临近下班的时候，一位特殊的患者走进了沈雨的办公室，既没有提前预约，也没有挂号，而是拿着一张名片。沈雨正准备关掉用来记录整个治疗过程的摄像机，离开办公室的时候，他推开了门。沈雨愣了一下，停下了手中关机的动作，看着他。他们的眼神只交汇了短短的几秒钟，他就低下了头。
“何伟光？我没记错你名字吧？”沈雨很惊讶，但那并不是真正的惊讶，而是带有表演成分，或者说，以惊讶来掩饰内心的某种不安。何伟光点了点头。沈雨看到他的脸上和脖颈上挂着大粒的汗珠，像是刚刚从汗蒸房里走出来，在初春时节，汗珠显得十分突兀。沈雨关心道：“你没事吧？怎么出了这么多汗？是不是生病了？”
“没事，没事，我，我是从加油站走过来的……”
“天哪，走过来，得有十几公里远吧。”
“十二公里，不过我走的很快，正好今天休班，就当锻炼身体了。”
沈雨抽了两张湿纸巾，递给何伟光。何伟光接过湿纸巾擦了擦汗，然后把纸巾扔到了垃圾桶里。沈雨又抽出一个纸杯，倒了杯水递给他，何伟光用没有受过伤的左手接过纸杯喝了两口，怯生生地放在旁边的茶几上。
“你的手恢复怎么样？”沈雨问道。
何伟光怯生生从口袋里掏出了右手，新愈合的皮肤薄如蝉翼，犹如刚出生的婴儿，他翻过手掌，握了握。手指动作还不太灵活，不知是由于长时间不活动生涩了，还是手筋也被伤害到了。
“我带你去做个检查吧，现在离下班还有点时间，动作快点应该来得及，”沈雨往门口走去，何伟光却站在原地，支支吾吾欲言又止。沈雨停了下来，扭头看着他。他又开始冒汗，破旧的衣服和鞋上的灰尘透露出一种窘迫，她顿时明白了他的处境，他不肯打车，也不肯坐公交，徒步走到医院，不是因为想锻炼身体，而是为了省一笔微不足道的公交车费。他虽然穷困潦倒，却依旧体面。沈雨想了想，转身回到办公桌后，打开抽屉拿出“微笑生活”义诊的宣传单和几张表格递给了他：“这是由我牵头组织的一项公益看诊活动，专门针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包括了一部分免费体检项目，如果你愿意，可以填一份表格，以公益看诊活动的名义参加体检。”
“你误会了，我，我不是为了手而来的，”何伟光握了握拳，看上去除了伤疤，筋骨并没有太大的问题：“沈医生，我想让你帮帮我……”
“嗯？”
“因为，我，我杀人了。”
沈雨愣了一下，一动不动地看着何伟光，揣摩着他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
“你别害怕，我不是真的杀人了，我只是觉得我杀人了，我心里老是冒出这种念头，挥之不去，不仅晚上会做噩梦，就连大白天也会忍不住这么想，我是个杀人犯……”
“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前几天，我跟一个女人起了冲突，把她推倒在地，结果她给死了。”
何伟光坐在沙发上，复述了那天在烘培店里发生的事情。
旁边没有关闭的摄像机，发出几乎不可闻听的机械声，是数据写入硬盘的声音。
“原来是这样，”沈雨静静地听他说完：“警察没有告诉你她的死因吗？”
“说是猝死，但具体是怎么猝死的，他们没跟我说。警察让我回家等电话，手机保持24小时开机。”
“既然警察让你走，说明你已经排除嫌疑了，她的死应该与你无关。”
“可是，如果我不推她那一下，她就不会死了，”何伟光痛苦地抱住了头，身体如同被吸僵尸咬了一口而猛烈晃动着：“如果不是我，她就不会死了。沈医生，你帮帮我，她现在每天都跟着我，在我身边让我偿命，我只要一睁开眼就能看见她，她来找我报仇了……”
“你现在，也能看见她吗？”
何伟光点了点头，努力控制住抖动的身体，小心翼翼地看向门口。门被风吹开了一道缝隙，就仿佛真的有人在外面偷窥。沈雨过去拉开了门，露出了走廊的全部，只是一条普通的走廊，飘荡着医院特有的消毒水和酒精味。
“你看，什么都没有。”
“她躲在黑暗中，只有我能看见，你们看不见的，”何伟光依旧一脸恐惧。
“你可以试着说服她，从黑暗中走出来，让我看见她。”
“说服她……”
“对，跟她成为朋友，无话不说的好朋友，这样她就不会伤害你了。”
“我杀了她，她还会跟我成为朋友吗？”
沈雨点了点头：“有我帮你，她一定会原谅你的，相信我。”
何伟光半信半疑地看着沈雨。
“你的时间呢？如果要安排看诊，什么时间段合适？”
“我每天都上夜班，夜班工资高点，头天晚上八点到第二天早上八点，上午一般都在补觉，也就下午有点时间。”
“那就从明天开始，每天下午三点开始治疗，五点结束，我会留出专门的时间给你，相信我，你们一定会成为好朋友的。”沈雨在便签上记下时间：“对了，以后过来你就坐公交过来吧，走路太远了，来回二十多公里。”
“可是……”
“费用的事儿不用担心，”沈雨掏了一百块钱现金递给何伟光，然后指了指“微笑活动”的宣传单，“你先拿着这一百块钱，回头把公交车发票给我，公益组织可以报销，我把票贴好去财务上报销就行，整个治疗不用你掏一分钱，放心吧。不过，在正式开始治疗之前，你得把这些表格填一下，明天来的时候，一并带给我。”
“谢谢你，沈医生……”何伟光感激地接过了钱和登记表。
“对了，你刚才说给你做笔录的警察，叫什么名字，你还记得吗？”
“记得，年纪大的叫冷小兵，还有一个年轻的，他们叫他小夏……”
“夏木吗，”沈雨喃喃自语，然后打开抽屉，拿出了一瓶药，橘色的药片分装塑料瓶上没有贴任何标签和说明书：“我先帮你拿点安眠药，今天晚上先睡个好觉，养足精神，记着，一定要睡前服用，一次两到三片，别吃太多了。”
何伟光抓过药瓶，不断地说着谢谢，躬着身，后退着出了沈雨办公室。
摄像机发出滴滴滴的电量低提示音，沈雨在空办公室里张望了半天，才想起在何伟光闯入之前，她正打算关掉摄像机。她走过去，继续完成她的工作，关机，从摄像机里拔出了sd卡，然后将卡塞入笔记本电脑的读卡槽中。桌面上规则运动的几何形屏保立刻消失了，弹出了提示登录的对话框。对话框背景则是她和父亲的合影，八岁的小沈雨背着手风琴，一脸委屈地站在爸爸身边，爸爸则咧嘴大笑，左手搂着她肩膀，右手握着一只奖杯，高高举在半空。她的委屈和爸爸的开心相映成趣，让照片具有了鲜活的气息，唯一不完美的，是那只举起奖杯的右手，手背上的伤疤仿佛一群嗡嗡嗡嗡叫个不停的苍蝇。
沈雨有些走神，连续两次输入都被提示密码错误，她只好闭上眼睛，深呼吸了几下，努力让自已平静下来，再次输入密码，终于成功登录。
桌面右下角弹出了一个对话框，点开之后，sd卡里的内容便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在了她面前。她犹豫了一下，点开了日期最近的视频。
何伟光的脸再次出现在了她的视线里，他说：“我，我杀人了……”
沈雨按下了暂停键，画面定格在那张因恐惧而扭曲的脸上，她将画面截屏，调整比例，放大之后，打印了出来。脸从打印机的出纸口掉落，飘在半空。手抓住了脸，平摊在桌上，然后手拿出了一个口罩，戴在了脸上。脸的大部分器官都消失了，只剩一双眼睛露在外面，只剩下眼睛的脸失去了作为个体的独特性，但同时也具有了群体的普遍性。失去个性往往意味着赢得了大众。沈海洋正有这样一双平凡无奇的眼睛，和照片上的这双一模一样。
真的要这么做吗？沈雨突然感到了一阵恐慌，那天晚上在加油站超市里第一次见到何伟光的时候，她就很犹豫。她知道自已并非出于什么单纯的善意，帮他清理手上的伤口，并非因为善良。从一开始，她就是恶意的。她给他留下名片，就是希望他能替代父亲，成为白川案的凶手。
她的这种恶意究竟起源于何时？是十六年前得知父亲是杀人犯的那一刻，还是几年前收到父亲送来的第一份礼物？事情的来龙去脉又一次在她心里清晰的浮现了起来：最初，她对他充满了恨，她想去报警，告诉他们真相，但她最终没有这么做，她对他的恨是由纯粹的爱转变而来，她无法因为恨而舍弃爱，恨与爱是一个互为依存且无法分割的整体；然后是那两封信，证明了他的犯罪事实的同时，也让她产生了新的想法，那就是她必须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她要他亲口说出他的犯罪动机，犯罪事实，犯罪过程——这些词语都是她在上大学念法医课的时候逐渐学习到的——解开她心中的疑团。然后，她要用自已的方式来决定他的命运，就像他不经她的同意把她带到了这世上一样。对，恶意从最初就已经出现了，一个十五岁的少女决定亲手处决自已的生父——如同俄狄浦斯王的诅咒一样——深刻地改变了她的命运。这世界上并不存在单纯的人，人都是命运的产物。后来她所做的每一个选择，她的人生轨迹，都是宏大命运的分岔和支流。她以超出本科线五十分的成绩考上省会某大学，却选择留在本地读医学院；她选择法医专业，后来才得以到刑警队实习，得以拿到白川案的卷宗；她放弃了法医，成为了一名心理医生，关心老人心理健康，并成立“微笑生活”公益组织，帮肖华军免费治疗，都是为了寻找一个合适的替代品；肖华军死了，她的计划本应该终止，可何伟光又出现了，一个比肖华军更完美的替代品。没有人看得出，这些毛细血管背后的主动脉和心脏，更没有人知道沈雨不是沈雨，而是俄狄浦斯。只有她最清楚，决定命运那一刻来了，她不能犹豫恐慌，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她拿起何伟光的脸的打印图片，如同接过命运之神递给她的一柄匕首。她放下那张照片，从抽屉里找到一个镊子，捏起何伟光用过的一次性水杯，又走到垃圾桶跟前，将何伟光擦拭过脸的湿纸巾捏出来，装入一个塑料袋，只要用一些技巧，就能从上面提取到何伟光的左手五指指纹以及汗液中的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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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雨曾经在刑警队实习过一个月，那是八年前的事了，为了得到这次机会，她在私底下了不少功夫，跟负责分配实习的主任和干事死磨硬泡，最终才由去派出所下片改成了去刑警队。但她在刑警队的表现并不起眼，不值一提，就连曾经和她有过短暂共事的法医室主检法医老顾对她都没有一点印象。因为她在法医室工作了不到一周，就以身体不适为由调到了内勤上，做起了装订卷宗的工作，不过，这一切正是她想要的，或者说事先计划好的。她利用做内勤的机会，进入了档案室，查到了白川案的卷宗，并用一台卡片式的相机，分了几次将卷宗的内容全部翻拍了下来，带出了刑警队。唯一对她有印象的人，是当时负责看管档案室的粗心大意的年轻人。她记得他脸上长满了粉刺和青春痘，总是带着一个mP3听流行歌，上班时百无聊赖，下班之后则一脸亢奋，不停地打电话约姑娘，但总是以失败告终。为了避免被他怀疑，沈雨答应过他的一次邀约。约会的过程中，他不停地开着低俗的玩笑，企图展现自已的幽默以赢得她的好感，但她至始至终表现的很礼貌，这让他感到很无趣。就是在那次无聊的约会中，她第一次听到了冷小兵的名字。
她不记得他们是因为什么聊到了冷小兵，只记得满脸青春痘的年轻人拍着桌子，似乎很激动，声称冷小兵是个疯子，打过他一拳。她想起来了，是她主动问到了关于白川案的一些问题，口气随意，仿佛无意中闲聊到此。他说他不清楚，谁还记得那种永远破不了的冷案，他只记得他挨过冷小兵一拳。专案组解散之后，案件的侦办权由市局重新转回到刑警支队，在交接案卷的时候，他不小心把一箱卷宗给打翻了，弄得满地都是照片和纸张，还粗心大意地踩了一脚。冷小兵突然从人群后冲了过来，一拳把他打翻在地，骂着脏话，恶狠狠地警告他小心点。当时在场有很多人，包括时任刑警队正副队长，重案队队长，以及几个曾经参与过此案的老刑警。挨打之后，他大声喊叫着，向围观的人求助，他们却保持了一致的沉默，那眼神仿佛在说，活该，早就该教训了。年轻人试图反击冷小兵，却被冷小兵狠狠地按在墙上，他像一块挂在粘钩上的抹布一样可笑。他根本不冷小兵对手，只是不停地大喊大叫，冷小兵是个疯子，白川案的凶手就是被他放走的，那个疯子，一定还在后悔没有抓到凶手，后悔自已做了傻事。他吵吵嚷嚷，并因为激动而忘记了买单，最后沈雨掏钱请他吃了顿饭。
如果不是上一次肖华军父子的案子，冷小兵突然出现在她的办公室里，她几乎忘了这个被人称为疯子的刑警的存在。那之前，她从未见过冷小兵。她到刑警队实习的时候，他正好在执行卧底任务，他们之间没有交集，彼此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上次在医院见面之后，她有过一丝担心，害怕冷小兵去档案室打听她的名字，并发现她偷拍卷宗的事儿。如此一来，他就会注意到她，并且推断出她想找一只替罪羊替父亲脱罪的秘密。当她打听得知那个满脸长着青春痘并且狡猾油腻的年轻人已经被开除的时候，顿时松了一口气，唯一能查到她的线索只有留在档案室八年前的旧登记册上的签名，就像小区门口保安的登记册一样，每天都有无数的人留下自已的名字，几年之后，人名和信息堆积如山，放置在某个不知名的角落，无人问津。没有特别的原因，没有人会去翻那些故纸堆，更没有人会注意到她曾经在刑警队实习过，包括冷小兵在内。
所以这天下班的时候，当她在医院停车场第二次见到冷小兵的时候，是一脸的吃惊。